【经济透析】
来钱容易的时代已经结束？
根据最新民意调查结果，经济目前是美国选民最关心的问题。由于次贷危机，上百万户美国业主可能失去家产，另外还有数百万人可能难以举贷。能源费用上升，消费者信心下降。我们即将步入经济衰退。
华盛顿到处都是各种防止经济陷入衰退的计划。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几位主要总统候选人都在出谋划策。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ae W. Bush）想冻结抵押贷款利率，并通过一项大规模破产程序，帮助大型银行盘活信贷。这种做法需要如此大规模的政府干预，就连民主党人都会为之脸红。民主党人正在酝酿通过给中产阶级减税和增加基础设施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要求美联储（Fed）进一步降息的压力与日俱增。但所有这些修正措施都于事无济，因为它们没有解决紧压在美国选民心头的根本焦虑。问题比当前的经济减速层次更深。它与商业周期性不过略有关联而已。
事实是，中产家庭已经用尽了过去30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使用的各种应对机制，而经过通胀调整后，他们赖以为生的薪资中值比1970年没有高出多少。今天，男性的工资水平事实上还要低于当年——30多岁年轻男子如今的收入比30多年前的同龄男性低12%。然而，多年来美国中产阶级一直在超前消费。尽管薪资中值几乎没有变化，但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却蔚然成风。现在这一切行将结束，美国人就要体会到由此带来的种种后果。
第一种应对机制，是让更多妇女投入职场。自1970年以来，子女为学龄儿童的美国在职妈妈比率几乎翻了一番，从38%上升至接近70%。一些父母现在是24小时轮班，其中一位照顾孩子时，另一位就去工作。我称这种家庭为DINS——双收入，没有性生活（double income，no sex）。
但是，在有多少妈妈可以维持付薪工作的问题上，我们已经达到了极限。我们转向了第二种应对机制。普通美国人现在每年工作的时间比30年前多两周。我们是真正的工作狂，每年比一般欧洲人多工作350多个小时，甚至比以勤奋著称的日本人还要多。
但我们的工作时间也有极限。随着经济需要的潮头继续上升，我们转向了第三种应对机制。我们开始借钱，大把借钱。随着房价在上世纪90年代快速上扬，以及在2002至2006年间加速上涨，我们通过房贷把自已的家当成提款机。通过二次抵押贷款和再融资，美国人每季度购置的房产价值接近2500亿美元。信用卡纷至沓来，就像天上掉下的馅饼，我们拿着它们去买等离子电视、新的家用电器、还有假期。尽管美国进一步陷入债务之中，但外国人继续持有美元，促使美元被人为地保持在高位，于是，我们可以借此从世界其它地方唤来价格适宜的商品和服务。
但这也无法再推动我们前进了。来钱容易的时代已经结束。随着房产泡沫的破裂，家庭财产价值也在逐渐蒸发。住房贷款的违约率己飙升至本世纪以来最高水平。下一个就是车贷和信用卡债务了。2007年上半年，个人破产案上升了48%，下半年可能更多。这意味着一波消费者逃贷现象的出现。与此同时，随着外国人抛弃美元，我们将再也不能获得便宜的外国商品和服务了。
紧压在美国中产阶级心头的焦虑并不仅仅是当前经济减速的产物。潜在的问题始于1970年前后。任何想要解决这一问题的总统候选人都应放开思路，而不仅仅局限于如何拯救银行和借款人，或是通过减税或扩大支出来刺激经济。
在30年前就开始崛起的高科技、全球化经济中，多数美国人还没有富裕起来。30余年来，几乎所有经济增长的好处都流向了数目相对较小的顶层人群。如果哪一位总统候选人能够承认这一点，并找到切实措施让大家分享繁荣，那么他必定会获得绝佳的机会，赢得美国为数众多并日益焦虑的中产阶级的支持。
节能减排：抑制经济过热一剂良药
文：李长安
【评论：中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很显然，这样的状况是难以持续的，中央政府正式将节能减排列入对地方领导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近段时间以来，管理层对节能减排工作作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决策和部署，而且正式将节能减排列入对地方领导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实际上，大力推动节能减排工作，不仅是落实“十一五”规划规定的单位GDP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双降”目标的需要，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也是抑制当前国民经济可能由偏快转向过热的一剂良药。
目前，我国的宏观经济正沿着新一轮景气循环当中的上轨高速运行，随时面临着过热的风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判断，今年全年的CPI增幅预计在4.5%~4.6%，全年经济增长预计在11.5%左右，均大大超出了中央去年年底定下的CPI增幅控制在3%左右、经济增长目标8%的目标。这也是不久前中央决定当前和明年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首要任务的主要背景。
造成这次经济过快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依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居高不下。我国是一个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投资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据统计，今年1~10月，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9%，比1~9月上涨0.5个百分点，其中第二产业投资增长将近30%。这就表明，在这波固定资产投资热潮中，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中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投资热情丝毫不减，继续高歌猛进。
更令人担心的是，由于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着强烈的投资冲动，在预算软约束以及执法不严、监管不力的情况下，不少高污染高消耗的项目开工建设依然我行我素。统计显示，今年1~10月，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中央项目投资8830亿元，同比增长13.8%；而地方项目投资80123亿元，增长28.6%。地方项目投资增长比中央项目投资增长要快一倍多。在这种情况下，反映未来投资增长势头的新开工项目投资增速持续反弹。其结果，一批高污染高消耗的项目尚未清理整顿，新一批项目却又在紧锣密鼓地大干快上。这无疑是当前节能减排任务异常艰巨的重要根源。因此，高污染高耗能行业投资继续高速增长的势头如果不加以控制，不仅会加大今后节能减排工作的阻力，而且将使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效应打折扣。
在这种形势下，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对投资过热引发的经济增长偏快发挥效应：一方面能够有效地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另一方面能够扭转投资方向由高污染高消耗行业向低污染低消耗行业转移。
具体来说，首先是实行节能减排责任制有利于改变地方政府的政绩观，规范其投资行为。传统政绩观最大的特点就是“唯GDP论”。在不少地方政府看来，迅速上马高污染高消耗项目是短期内增加GDP最有效的“捷径”。这种政绩观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科学地认识到GDP作为衡量政绩的一个指标，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由此也导致对环境污染和破坏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上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把我国每年因环境问题造成的损失评估为GDP的5%~7%，去年则已经到了10%。另据环境专家估算，国内有些省份以高耗能高污染为发展模式，其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最高可达10%，如果扣除治污成本，实际GDP很可能就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这次中央把节能减排任务作为政府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政绩考核的一个重要内容，实行“一票否决”制，无疑是对地方政府及其领导发展观念和投资观念上的一次“头脑风暴”。
其次是推行节能减排能够有效地改善投资结构，减轻资源的消耗和需求压力。我国经济的过快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型”经济的过快增长，而以绿色环保产业和服务业为代表的“轻型”经济发展却相对滞后。近几年，我国的重化工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取得了超常规的大发展，但在现有技术条件约束下，这些产业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大。因此，此次节能减排工作重点放在了加快推进结构调整，遏制高耗能、高排放的行业过快增长。比如今年电力行业通过“上大压小”，关停小火电机组1000万千瓦；钢铁行业上半年关停落后的炼铁产能1140万吨，炼钢产能870万吨等等。与此同时，国家又加快实施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以形成节能减排工作的良性循环。
最后，通过节能减排的财政金融措施，能够抑制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投资扩张。比如从今年7月开始，国内的金融系统开始实行“绿色信贷”政策，而12家重污染企业因为上了国家环保总局递交给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的黑名单，已经被各家银行追缴、停止或拒绝贷款。
由此可见，推行节能减排工作确实对抑制当前的经济过热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当然，要真正实现节能减排工作在保护环境和抑制经济过热方面“一箭双雕”的功效，尚需在落实责任制和完善配套措施上多下功夫，这样才能使节能减排工作与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