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透析】
龙星基金调查案对中国的启示
文：易宪容
【评论：在经济不断发达的今天，不少企业、不少行业之暴利随处可见，但这些暴利并非他们对市场机会的把握，也不是技术创新之结果，而是通过巧取豪夺的方式、以非法的手段、以钱权交易的方式把国有资产、把全国人民的财富掠夺而去。】
龙星基金调查案是指美国的龙星基金，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以股权并购的方式进入韩国外换银行。2006年龙星基金出售韩国外换银行的股权，如果其交易成功，龙星基金能够获得高达46亿美元的高额利润。这笔利润三倍于龙星的原始投资，创韩国企业并购史上利润新高。也因为龙星短期内的暴利，立即引起韩国国民的密切关注，并由此形成了一股在韩国反对外资的强烈“寒流”。
其后，韩国国会财经委员会的14位议员中，有10位投票提请要求韩国检察机关调查龙星基金出售韩国外换银行股权一案。议员们建议，调查的焦点是这笔交易是否应当纳税，以及指责韩国外换银行的前管理层故意夸大外换银行的财务恶化程度，将银行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给龙星，并暗指龙星是幕后操纵者。
2006年3月，韩国检察机关展开了针对龙星事件一连系列调查行动，搜查龙星驻韩办事处，并以涉嫌逃税的罪名，向龙星驻韩前首席代表StevenLee发出了逮捕令。11月，还向龙星另两位主事人发出逮捕令。检察机关指控两人参与合谋操纵韩国外换银行信用服务公司的股价。12月，韩国检察机关声称，龙星在收购过程中，违反相关的法规和程序，勾结银行和政府高层官员，低估银行财政状况，最后以低于市场价将韩国外换银行收购。检察机关表示，并准备对韩国外换银行四名官员进行起诉。韩国外换银行前总裁李江云被批准逮捕，等等。
可以说，从龙星事件来看，龙星基金之所以能够在短期的并购中获得暴利，并非其基金运作市场商业机会的把握，也不是龙星市场化方式的结果，而是龙星借助于金融危机所导致的韩国当时经济面对的困难，采取一些非正当的方式巧取豪夺韩国的国有资产。这种巧取豪夺既有利用当时韩国经济之困难，也有利用当时韩国税收制度的缺陷，更有违反相关的法规和程序、勾结银行和政府高层官员、低估银行财政状况将韩国外换银行低价收购。如果这种暴利行为不是韩国民众极力抗争，并指出其非法性、非正当性，那么龙星这些丑陋事件也不会披露出来。龙星出售股权交易一旦完成，其获利落袋为安，那么龙星事件中的非法行为就会一走了之。
从龙星事件来看，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示。一是即使是法律制度较为健全的韩国，但是法律制度的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性同样是随处可见的事情。但是，在市场经济中，法律制度不完全性（比如企业收购的税收制度）并不能说是企业获得暴利的工具或理由，政府完全有责任来完善与改进这些不完全的法律制度，并通过制度完善来改变企业获得暴利的机会。二是尽管韩国有系统严格的廉政制度，但是由于国有资产产权界定不清，相关的管理者及官员随时都有可能通过不同方式侵占国有资产的可能性。只不过所侵占的方式会不同，隐蔽程度会不同。在龙星事件中，如果不是韩国公众对外国投资者赚取高利润激愤情绪高涨，如果不是韩国议员督请韩国最高检查机关对这些非法的、非正当的行为全面严格的审计和查处，那么该事件也不会暴露在阳光之下。三是从事件暴露后的情况来看，其结果完全是龙星基金、韩国的银行管理层及政府官员一起合谋而成的。这种合谋既有人性之弱点，也有监管之漏洞。
在中国，与龙星这样类似的事件应该是比比皆是，无论是外资企业进入中国，还是中国企业与一些行业，暴利行为随时可见。比如，在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就是有外资高于其成本几十倍暴利的方式在中国招摇过市。这些外资企业招摇归招摇，民众反对归反对，但是，就没有看到哪一个公众的权力机构出来为国人伸张正义。反之，这种外资之暴利，这种行业之暴利，政府权力机构则不断地用合法的外衣、用制度化的方式来成为其获得暴利的庇护所。
可以说，在现实的中国经济生活中，这种企业暴利、行业暴利随处可见。但是，这种企业暴利、行业之暴利，并非为我们社会、我们企业看作是一种耻辱，反之还看作是企业把握市场的机会。还有，这些企业及行业的暴利，不仅在我们现行法律制度存在严重的不完善性，在于相关管理及监管部门不是去检讨与完善，反之还为这些存在严重缺陷的制度规则辩护。比如住房预售制度就是一个完全违反市场法则的单边风险制度，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就是要为这种存在严重缺陷的制度存在找理由，以至房地产市场已经繁荣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却仍然坚持1993年计划经济条件制定的规则，让房地产市场暴利大行其道。
再就是，中国这些企业、行业之暴利，如果去追究其责任，很多是完全违反相关的法规和程序，权力与金钱勾结，低估国有资产让大量的国内资产、国有财富低价转让。但是在中国，这些事件不仅没有追究，反之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件。比如说，早几年，大量国有土地都以协议转让的方式以低价转移到个人手上，大量国有资产都以低价的方式转让到个人手中，但是对于这些事件，在中国则成为正当合法的行为。特别是城市拆迁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获得了暴利，则不知牺牲了多少人的利益，相关职能部门却无动于衷。甚至于在北京这样城市，诸如此类的事件现在仍然还在发生，但相关部门就没有人去管。
其实，在中国这一轮的经济繁荣中，不少企业、不少行业之暴利随处可见，这些暴利并非它们对市场商业机会的把握，也不是这些企业技术创新之结果，更不是它们生产率水平提高，而且更大的一部分是通过巧取豪夺的方式以非法的手段、以钱权交易的方式如何把国有资产、把全国人民财富掠夺而去。这些事件与龙星事件相比肯定是有过而无不及。但是，在中国就没有得到纠正，反之，现实生活中不少地方这种情况越演越烈。
对此，龙星事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启示，即在经济发展繁荣过程中，市场基本秩序的确立并非是自然而然的，既需求国内民众的觉醒，更需要政府权力部门密切关注与作为。如果政府权力不能够站在公平公正的角度来完善制度、清除腐败、调整整个社会及行业之间的利益关系，那么有效的市场秩序也就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目前国内房地产市场的许多问题，目前一些行业与外资企业之所以能够短期内攫取暴利，根源就在这里。如果这种现象得不到及时纠正，它一定会腐蚀我们整个社会、制造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破坏中国和谐社会建立。这就是韩国龙星事件对我们的重要启示。
2008年：中国经济转型“阵痛期”
文：沈明高
【评论：中国经济目前正面临着一个转折关口，有机遇也有挑战，有利好也有利坏，能否趋利避害、转危为安，除了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自身的调控措施是否得力。】
2007年已经进入最后一个月，无论这剩下的一个月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今年的经济增长超过去年已经没有任何悬念。如果要做一个总结的话，2007年将是中国最近十年来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也是宏观调控这一根弦绷得最紧的一年。
那么，2008年会是怎样的一年呢？现在比较没有争议的看法是，宏观调控将会继续从紧，较有争议的则是有关经济“软着陆”和“硬着陆”的预测。我们认为，明年可能是结构性调整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口号变为切实行动的一年，尽管可能只是一个开始，但却将决定明年乃至以后更长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结构性扭曲的四大货币现象
中国经济有保持快速增长的充分的理由：第一，尽管人工成本有上升的趋势，但劳动力相对便宜的比较优势将会保持很长时间。韩国从相对于美国制造业人工成本的5%上升到目前的50%，大约花了30年时间；目前中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也大概是美国的5%，而且人均GDP水平与韩国1975年相当，有理由相信，中国要从美国的5%提升至50%，可能需要两倍于韩国的时间。
第二，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规模效益将逐渐显现出来，大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未来的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将发挥得淋漓尽致。
第三，中国消费市场的潜力将源源不断地发掘出来，消费市场的规模效益是延续全球制造业中心在中国存续时间的重要保障，是中国从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转型的原始动力。
然而，在中国经济发展在从依靠外需到依靠内需的转型过程完成之前，可能有一个不长不短的“阵痛期”。
今年以来，作为传统增长方式主要特征的结构性扭曲引发了一系列的货币现象。货币现象之一是流动性过剩，而流动性过剩的特征之一是低利率或低资本成本。在人均收入还不高的经济中，长时间处于低利率状态很难说是一个正常现象。
货币现象之二是信贷增长过快、投资增长过快，并由此造成人们对经济过热的担心。尽管出台了一系列宏观紧缩政策，今年前十个月还是完成了全年信贷增长的目标。
货币现象之三是资产价格上涨过快。无论是股市还是房地产市场，都出现了开市以来的最大涨幅，呈现出了“不成熟市场”中的空前繁荣。
货币现象之四是通货膨胀压力上升。这主要还不是因为目前食品价格的高水平，而是通胀有可能从食品部门向非食品部门扩散。
种种现象表明，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传统增长方式的“蜜月期”行将结束。数据表明，中国加入WTO至少为中国GDP带来了两个百分点左右的额外增长，出口的快速增长将几年来关于产能过剩的担心消化于无形。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加入WTO的利好，中国可能还在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中徘徊。
尽管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不会马上结束，但高增长伴随的结构性扭曲的一些负面现象有逐步显性化的可能，结构性调整压力有骤升的趋势。
明年面临的三大潜在风险
对明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经济可能出现大幅度下滑的担心可能是多余的。这种担心来自对投资下降和政府政策转变两个方面。然而，与奥运会相关的投资据，估计为2800亿元，大致分七年完成，按每年平摊的投资额度计算，只占北京市去年固定资产投资的13%，与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相比可以忽略不计。
相比之下，北京去年GDP的增长速度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各省市中属于最低的。也就是说，奥运投资并没有给北京经济带来超常增长，也就谈不上超常回落。即使有超常的回调，北京市的GDP只占全国GDP不到4%，对全国经济的影响仍然有限。
再退一步说，如果2800亿元的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那么重要，中国还有更多类似规模的投资已经或等待上马，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投资规模，据估计是3000亿元，京沪高铁的投资规模是2200亿元，南水北调工程的总投资是5000亿元等等。
那么，政府会不会在奥运会之后采取过激的措施把中国经济拉下来呢？答案应该也是否定的。中国政府的目标是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其首要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而不是速度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只有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才能够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如果相信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经济大幅下滑绝非政府的本意。
如果中国经济明年出现较大规模的调整，必然是政府不可控的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大概来自三个方面，即美国经济的大幅度放缓甚至出现经济衰退，资产市场出现大规模调整，以及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
美国次贷危机还远没有结束，如果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将有可能导致全球经济放缓，进而影响中国的外需，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会大幅放缓。不过，我们仍然认为，明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较小，其经济增长仍然有可能达到2.3%，稍高于今年的2.2%。当然，我们的一个重要判断是，从现在到明年，美联储有可能继续减息1个百分点，降至3.5%。如果属实，美联储和其他工业国家的央行有可能继续注入大量流动性，其中一部分流动性会随着风险厌恶的投资者，流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作为结构性扭曲的货币现象之一的中国流动性过剩问题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资产价格出现深幅调整的可能性在加大。企业利润的高增长和流动性过剩是支持今年来资产价格快速上升的两大主要原因，如果这两者出现方向性的变化，如企业盈利突然放慢，难以支持企业的高估值，或流动性出现逆转，都可能导致资产价格的逆向调整。资产价格的调整有可能通过财富效应直接影响消费需求，同时，由于缺乏其他投资渠道，家庭和个人投资者的消费意愿可能会受到很大打击。消费疲软既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能导致进一步的结构扭曲。
通货膨胀恶化可能是内生的，也可能是外生的。市场对高通胀的预期有可能弄假成真，带动工资和其他投入品价格的上涨。国际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的走高更为国内通胀的走势带来了压力和不确定性。流动性泛滥也有可能对通胀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价格上涨过快可能降低消费者的购买力，抵消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增加消费的不确定性；高通胀也会模糊市场价格的信号作用，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
政策两难
由于结构性扭曲引发的货币现象本身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使得结构调整政策陷于两难境地。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去年以来央行在提高利率和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方面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产生的实际效果却相当有限。同时，美联储最近和未来可能的减息，进一步损害了央行利率政策的自主性。在中美利差缩小的大背景下，人民币加息无疑会为人民币升值带来很大的压力。
任何刺激消费和调整国内价格的政策都具有通胀的性质，政府不得不慎用或者不用。如刺激消费、劳动工资制度改革、限制“两高一资”企业、改革政府控制的价格如能源价格及内部化环境成本等，会推动价格的全面上涨。
行政性调控措施增加了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如果目前正在实施的信贷控制政策达到了政府预定的信贷紧缩目标，无疑会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盈利状况造成很大的不利影响，银行不良贷款有止跌回升的可能。另外，行政控制损害了政府政策的信誉和未来政府政策的有效性，行政干预也可能助长市场和投资者的道德风险。
中国的结构性扭曲需要根本性的政策转变，在这一问题得到明显的改善之前，还有继续恶化的可能。但坏事也有转变成好事的可能，当问题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决策者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也提高了，将共识付诸实践的机会也大大增加了。政策和制度的弹性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取得成功的根本之所在，相信这样的弹性在解决结构性扭曲方面也将发挥其优势。
决胜未来商业的四种力量
文：冯仑
【评论：在商业环境中，每个人都能碰到机会，关键在于能否利用好机会，更重要的还在于能否创造机会，而只有加强自身的修炼，提高自身的素质，炼就一个“金刚不坏之躯”，才能所向披靡，决胜未来。】
一般而言，公司必须经历三次转变，才称得起成功。其一，由做项目转变为做公司。创业起步，公司架构简单，人手不足，老板必须亲历亲为，所有精力都围着项目转。但如果一味如此，不能在掘得第一桶金之后迅速转型到办公司、管理公司上来，即解决如何依靠公司的组织连续生产（项目）的问题，那就会很快被项目或简单的生产规模扩大所拖死。其二，由做现在的公司转变为做未来的公司。一个公司正常组织生产经营并不难，难的是十年、二十年连续不断地增长，傲视同侪，领袖群伦。这就要求公司有良好的战略和管理能力。其三，由做对股东而言有价值的公司转变为做能够改变人类生活和社会形态、创造新的商业文明的企业。所以，研究决胜未来的力量，就是寻找决定这三种转变的规律性的东西。
走出对“关系”、“机会”、“垄断”的迷信
普通的中国人，最相信的是“关系”，以为关系可以决定一切，面子才是生产力。所以在构筑未来的发展空间时，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广结善缘、膨胀人脉、寻找靠山。其实，如果多问几个为什么，就不难看出，把一切成败寄托在关系和人情面子上，实际上就是想绕过一切正常的管理规范和法律法规，取得某种凌驾于制度之上的特权，从而获取具有垄断意义的机会和利润（所谓“寻租”）。“关系”越盛行的地方，制度就越遭到践踏；制度越无尊严，关系就更加重要，越发有面子，形成恶性循环。所以相信关系的人，从来不把制度放在眼里，权力身边的“关系”之所以违法乱纪的机会多，便是这个道理。
又常常听说“这是一个好机会，千万别错过”，或者议论某某人之所以成功不过是某种机会而已，似乎“机会”决定着企业生死，个人荣枯。其实机会只是一种偶然性，它最多对创业者的原始积累或者说“第一桶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当企业进入正常发展时，通常所说的机会并不重要，不仅不重要，甚至还是陷阱。因为“机会”具有很大的相对性：对男人是机会，对女人可能是灾难；对大人是机会，对小孩可能是陷阱。一些山里的妇女之所以被拐卖，往往是被“招工”的大叔提供的“机会”所蒙蔽。她想的是抓住“机遇”，而他却利用着她的“机会”，并把她的幼稚当成是自己创造的拐卖她的机会。显然，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追求瞬间改变命运的冲动，她往往由“抓住机遇”始，陷入危机终。所谓始乱者必终弃。
凡是机会导向的公司，普遍不重视自己的长期战略、公司治理、价值观养成、团队训练等等公司内在的基础性建设，相反往往在人脉关系、公司政治、灰箱交易、多元化发展方面施展拳脚。
为了乞求公司的长生不老，许多人会幻想某种垄断权力，以为凭借垄断可以抵抗一切对手、消弭所有危机，因而特别羡慕特权公司。岂不知，任何一种垄断都是由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决定的，都是特定时期各种政治力量角逐和经济利益分配的结果。无论欧洲中世纪的特许专卖，还是当今发达国家巨型公司的市场垄断，或者我们国内的政府垄断概莫例外。当年贵为“康华”的巨型垄断公司还不是气候一变，就烟消云散了。所以，垄断和所有政治经济体制一样也只具有相对的优势，也必然会随着支撑它的体制的变化而变化（丧失或强化）。另一方面，垄断下的企业更像独生子女，恃宠而骄，懒惰懈怠，不思进取，竞争能力被虚化和夸大，其业绩更像是山里的佛光。人们自己制造幻觉，偏偏又被自己创造的假象所感动。历史的经验表明，大凡垄断，一旦体制变革，垄断瓦解，它顷刻之间就会冰消雪融，露出纸老虎的原形。
四种力量决胜未来
既然关系、机会和垄断都不足以确保企业高枕无忧，那究竞什么才是决定未来基业长青的根本性力量呢？
第一种力量：制度与制度文明。
从人类文明史的范围来看，或者从国民财富积累的角度来看，领袖究竟创不创造财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以为，历史的逻辑事实上是，领袖不创造财富。财富创造的过程是由良好的制度安排决定的，领袖如果不能对这种制度安排施加影响或者起决定性作用，那就只能是一个财富的消费者和破坏者，无论这个领袖个人如何信誓旦旦，甚至抛头颅洒热血，其结局绝逃不出这一历史的逻辑。两百年前，中国的GDP比美国多。两百年后，我们的国民财富总量不及全球财富的4%，而美国却拥有全球财富的1/3。这两百年，我们记住和津津乐道的是伟大的皇帝、领袖和他们的传奇故事与丰功伟绩，却见不到财富的实际增长。而在大洋彼岸，人们记住的只是制度（宪法与法律），随意批评甚至嘲讽的是弱智的总统。国家如此，公司也是如此，短期不一定如此，长期却一定如此。当一个企业创业过程结束后，领袖或企业家的作用就不应继续停留在冒险犯难、硬打硬拚上，而应把90%的精力用在制订公司战略和不断完善推进战略实施的制度上。这既包括治理结构、人力资源开发、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也包括投资者关系、风险管理，以及价值观训练等等方面。只有坚持不懈和经年累月的磨合，才能逐步建立适合自己企业并且优于竞争对手的一整套公司制度。企业家能力的绝对挑战，既不是研发，也不是销售，而是创造制度的能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熊彼特把制度创新作为企业家的最重要职能才是英明的。公司有所谓重要的和紧急的事，创造制度是最重要的事，只有做好这件事，才会逐渐消灭紧急的事，从而自由进退和自如地驾驭企业的未来。如果重要的事是一，那紧急的事就是十，只要紧紧抓住一不放，就会做一件（重要的）事，消灭十件（紧急的）事，从而成为商业竞争中的主宰者。
制度是制度建设中的硬件，制度文明是制度运行中的软件。建立制度不难，坚持执行制度很难，而使制度强化为制度文明更是难上加难。推进制度文明，不单单是一个长期宣传教化的过程，而是依制度生存的每一个个体不断以自己的实际利益作代价与制度进行重复博弈的结果。只有当人们一次又一次从遵守制度中得到不断扩大的实际利益时，人们才会真正从心底里认同制度的合法性，从而自愿接受它，认真执行它，坚决捍卫它。换句话说，只有融化在血液（利益）里，才会落实到行动中。总之，制度文明比起制度更是一个长期的信念和文化，而一旦制度文明形成，由领袖崇拜变为制度崇拜，这个国家或者企业持续创造财富的基础才会象磐石一般不可动摇。
第二种力量：正确的核心价值观。
所谓核心价值观是一个企业特别是领导人内心最深层的是非判断和善恶取舍，它是企业未来行为方式与业务导向的最根本指引。这种价值观无论在任何企业都客观存在，只不过当它不被领导人放在嘴上到处宣称时，便只能在企业兴衰的历史轨迹中找到蛛丝马迹；而当它被提炼成精确文字广为传播甚至宗教化时，便成了可以研究和仿效的“企业文化”。更有甚者，如果根植在一个企业的核心价值观，随着时间推移而变成不可动摇的天条或信念时，它就成为一种核心竞争力，成为一种最不可模仿、也最不可替代的能力。这就像三个人分别信奉基督、安拉和穆罕默德的，即使比邻而居，谁都知道对方念什么经、做什么事，但绝对互不影响、互不模仿。所以，核心价值观必然会由简单和内在的是非判断、道德指引和行为规范，上升为外在的企业文化，最终固化核心竞争力。
值得一提的是，核心价值观决定着是非判断、道德指引和行为规范。虽然它不是算账本身，但它决定着如何算账的方向和方式。正因为核心价值观的差别，才导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样的交易却有人这么算，有人那么算。买卖人最难的是看那些看不清的地方，算那些算不准的账目。比如，对环保的支出，有人宁愿本着对地球、对人类生存环境负责的态度，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加大防止污染的投入，因而表现为短期成本增加、利润减少；另一人急功近利，一边破坏环境，一边攫取眼前的高额利润。短期看，前者利少事多，后者利多事少，后者比前者聪明。但十年以后，前者赢得政府和客户的信任，市场份额稳步扩大，利润成倍上升，而后者逐渐被人抛弃。可见，不同价值观决定着企业和个人如何算账（算大账），如何看未来（算前途），从而决定了企业未来的分野与高下。万通历史上曾有过多次是做好人（比如维护信誉）还是做坏人（比如赖帐）的争论。因为做好人短期成本巨大，未来收益往往一时还看不到，而做坏人当下看好像好处多多麻烦小小。所以，多数人容易选择后者。然而，万通幸运的是，我们选择坚持做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尽管我们花费了巨大代价，失去很多个人的短期利益，但却使万通从海南泡沫经济的崩溃中幸存下来。不仅如此，“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好人、好事、好钱”等等由价值观引导的万通企业文化，推动万通地产逐渐成为市场上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
对一个企业来说，正确的价值观会形成自己的道德力量，从而十分有利于协调企业与外部社会的关系。在急剧变动的社会中，个人、公司与外部各方面的关系往往会发生摩擦和冲突，不同的价值观决定着处理这些矛盾的不同方法。比如，客户纠纷，有人会诚意接待，努力纠错，服务到永远；而有的人则推诿，不闻不顾，甚至大打出手。又比如，对待税收等一系列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与义务，有的人躲避、赖账，有的企业却奉公守法，照章纳税，支持公益事业。显然，不同价值观引导出的不同行为调节甚至决定着企业与外部的各种关系，从而给自己营造出不同的社会生态。反过来，不同的社会生态又划定了企业未来的生存空间与发展方式。总之，凡是能够赢得未来的企业，必定信奉那些念及他人的价值观和时刻保持对社会及大众人群高度负责的精神。
第三种力量：企业组织形态及其创新方式。
商业文明的演进，其实就是组织形态不断进化的过程。企业组织的变革不仅无限扩大着企业疆域，而且使财富的创造过程日益完善，生产效率也十倍百倍地提高。从手工作坊到工厂制度，再到股份公司乃至跨国公司，标志着人类商业文明的每一个阶段的丰硕成果。另一方面，无论家族公司、有限公司、股份公司等实体公司，还是网络时代的虚拟公司，都规定着各自企业的拓展空间与演化模式。开一家汉堡店，只能照顾到附近的客人。但自连锁经营的组织方式出现之后（比如麦当劳），即使远在地球的任一角落，都能吃到同样品质的汉堡。标准化的工厂生产加上跨国资本的组织形式，使传统制造业扩展到全世界。今天我们不会为使用摩托罗拉的手机而惊奇，也不会为使用宝洁的洗头水而目眩。心安是因为理得，理在何处？理在商业组织的创新与变革。
有四种因素推劫着商业组织的变革。其一，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人们收入水平的上升，市场容量不断扩大，人们对大规模交易需求的不断增长。需求是商业进步的终极动力。有需求，才有满足需求的企业的生存空间，而竞争则会加剧企业在产品与组织方面的创新速度，改变企业间竞争与共处的游戏规则。其二，信息技术。信息的收集与传递方式是一个组织特别是商业组织的网络神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采集、处理和传递信息的成本越来越低，形式也从简单的文字发展到声像同步，无所不及，无所不能。因此，公司的金字塔式组织日益坍塌，取而代之的是灵活应变的扁平化和网络式组织。正是有信息技术的支撑，才使跨国经营和标准化管理成为可能，从而使麦当劳和沃尔玛成为商业巨人。可以说，没有微软和英特尔的成功，便没有今天发达国家巨型跨国公司的商业霸权。另一方面，互联网也给后起创业的企业以巨大的组织变革空间，使之能够跃为人先，例如戴尔、亚马逊、雅虎等等。其三，金融技术。信息技术的变革与金融工程和金融服务关系极为密切，而金融服务的方式直接决定着商业组织的形态。设想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哪里会有跨国企业的资本巨兽和网络时代新兴企业的传奇故事。资本市场的水平和交易技术的进步完全取决于信息技术的水平。因为资金流动首先是一系列关于钱的信息的流动，企业和投资者的信息是否对称是市场是否完备和有效的最重要标志。最后，当然企业家的能力对企业组织的变革也至关重要。历史上被人们记住的企业家无非是两种，一种是推动组织变革（广义的变革包括生产与交易方式的变革等等）的人，另一种是拥有技术发明从而颠覆商业规则、最终也是缔造新型商业文明关系的人。企业家能力的最后较量，其实是驾驭组织的能力和变革组织的能力的较量。
基于上述判断，我以为，未来的商业组织特别是公司组织，只有两个可以选择的方向：即“特种部队”式企业和“基地组织”式企业。前者最显著的特征是后台越来越庞大，支持系统将变得更加复杂和高效，但前台（执行者和执行系统）却越来越直接，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精确。例如，美国攻击塔利班时，每三人一组的特种部队，其支持系统竟达五千万美元。目前世界各国军事变革竞相扩充特种部队，使军队进一步轻型化、机动化和精确化，就是例证。军队所要完成任务的对抗性，和在变动环境中迅速反应的机动性，都对组织效率提出最高的要求。一般而言，企业与此类似，随之跟进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而后者，所谓“基地组织”，不过是以独立分子的状态存在的自主组织。它互不隶属，而是按某种价值观的驱动独立行事，但在整体方向上具有微弱的协同性。网络时代的小型公司、虚拟公司和在家SOHO的自由职业者便属于这类企业。万通既然已经使资本社会化，而且从事与经营规模关系密切的房地产行业，我们未来的组织形态只能借鉴“特种部队”。不仅整体上朝大后台、小前台、高效率、善应变的方向演化，而且每个岗位和员工必须经过特殊的和高强度的训练，成为各自岗位的“特种战士”。
第四种力量，时间和毅力。
一件事，一个公司，其价值往往并不取决于它本身，而是取决于它所存在的时间，生命力越久就越有价值。例如有人去夜总会找小姐，当时给钱是嫖，一星期给是礼品，一个月给是友谊，一年后还给是爱情，一辈子都给那就叫婚姻。显然，时间不同，不仅算账的方式不同，道德评价的尺度也完全不同。所以，一个伟大的人或者杰出的企业家，你要想拥有未来的事业，首先要对准备付出的时间在内心有一个承诺：一生一世，还是半辈子、三五年。你制订的目标越高远，实现起来就越困难，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反过来说，一个有价值的未来，你必须以支付足够长的时间为代价，时间越长，越不可战胜，越发辉煌。无论个人、公司还是国家，其财富都是时间给的，都是朝一个正确的方向连续积累的结果。
在企业家的生涯中，与时间相伴的有一种东西叫毅力。毅力是时间的函数。崇高而远大的目标，特别能够激发人的奋斗热情和战胜困难的勇气，同时也锻造着不断坚持的毅力，所谓“人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方有坚韧不拔之力”就是这个道理。
另一方面，即便是从算账来看，时间长短也决定着一个企业的未来价值。比如物业投资，常常一个收租物业短期（如一年）租金回报可能只有5%，但长期（如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来算就会是20%以上。同样说一个长期的时间概念，婴儿可能以秒计，中年人以年计算，而百岁老人则会以十年去计算。显然，要想赢得一个企业的未来，把计算得失的时间单位拉长到十年以上，才是聪明之举。阿拉法特为建立巴勒斯坦国，出生入死46年，虽然生前未能如愿，但46年的不息奋斗本身已是巨大的成功，赢得了所有朋友和敌人的敬意。
世界上只有三种人。一种人只忙过去的事，那叫历史学家、死人或犯人。第二种人只为现在奔忙劳碌，那叫普通人、平常人。第三种人是站在未来的终点教化我们，那是神，是上帝，是安拉，也是穆罕默德。我们要想赢得未来，只能在普通人和神之间找个位置，看到的未来越远越清楚，就离神越近，就越是能人、超人。反之，就越可能落入窠臼，成为普通人。企业家就是要做超人，就是要在未来找一个支点，引领自己的企业，创造未来，赢取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