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透析】
印度的和平崛起
文：李光耀（新加坡内阁资政）
过去5年来，尽管印度的年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到9%的水平，但是印度的和平崛起并没有引发人们对印度未来的不安。相反，美国人、日本人和西欧人在印度的投资热情高涨，不仅享受着其增长带来的好处，同时，也帮助印度塑造成另一个重量级国家。
最近，我有机会两次造访新德里。2007年11月，JP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将其国际顾问委员会、欧洲管理委员会和银行的重要经理人召集到新德里，举行一个为期两天的会议。12月初，花旗集团邀请我与其最高领导层一起在亚太商业领袖峰会（Asia-Pacific Business Leaders Summit）上发表演讲。这两家美国最大的银行认为，印度会成为一个增长神话，正迫切希望自己能为美国和印度的公司提供服务。我并没有觉察出任何担心印度会给现行世界秩序造成问题的疑虑。
可是，为什么中国的和平崛起却引起了人们的忧虑呢？是因为印度是个民主国家，国内的众多政治势力正在逐步构成一个内部的制衡体系吗？原因很可能就在于此。的确，印度政府往往会形成一个由10个到20个党派构成的大联盟。
印度的“制衡作用”发挥效力的一个例证就是它将与美国的一个核能协议谈判搁置起来。尽管这一协议显然符合印度的利益，但是，60名共产党议员——属于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的一部分——反对这一核能协议。后来，共产党允许恢复谈判，不过要保留对谈判结果的立场。印度的发展不时会遇上国内的阻力。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及其执行则显示出意志的单一性。
印度海军拥有航空母舰，空军拥有最新型的苏霍伊(Sukhoi）和米格战斗机，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在亚洲也是首屈一指的。印度跨边界打击的力量远胜中国，然而，人们并不担心印度会有侵略意图。
这会不会是因为印度被陷于骚乱的国家所包围？巴基斯坦正处于危机之中，危机产生的严重结果增加了印度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几率。如今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成为民选总统之后失去了担任陆军参谋长时的军队指挥权。而且，任何其他民选总统对军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都将会越来越小。尼泊尔则是一个深受分裂和动乱之苦的国家。斯里兰卡卷入无休无止的战争，泰米尔猛虎组织（Tamil Tigers）自杀性爆炸事件接连不断。印度的当务之急显然是把注意力专注在边界地区。
不同的影响
如果中国也是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国家会怎么样呢？如果一个多党制的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9%到12%的水平，那么，人们会像看待印度那样镇定地看待中国吗？这样的中国很可能照样在经济、社会和军事领域大步前进，很可能在陆、海、空拥有更强大的能力，而且很可能最终成为美国的同等竞争者，甚至成为美国的对手。
中国变化的速度和彻底性、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追求目标的动力和精力源于他们的文化。这种文化也是韩国人、日本人和越南人共享的文化，他们采纳了中国文字的书写方式，吸收了儒家文化传统。中国人决心赶超美国、欧盟和日本。快速前进二三十年以后，世界将不得不适应一个技术上更先进经济上更成熟的中国，不管它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国家。
印度没有构成这样一种挑战，而且在其社会基础设施晋级到第一世界的标准并进一步推行经济自由化之前，印度都不会构成这样的挑战。事实上，美国、欧盟和日本之所以支持印度，是因为它们想要一个更加平衡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印度和中国的分量彼此相当。
此外，印度的精英阶层还会说英语，能以英语书写和出版。他们持有多样化的观点，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凭借著作《好辩的印度人》（The Argumentative India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而从另一方面说，中国说英语的人不多，用英文写作的人更少，而他们的中文出版物并不总能揭示他们心底最深层的想法。
如果印度远远超过中国又会怎样呢？美国人和欧洲人会不会支持中国？我对此表示怀疑。它们依然怀有“黄祸”（yellow peril，西方诬指所谓来自亚洲的危胁尤指来自中国的危胁——编者注）恐惧症——对于中国某些历史事件的记忆强化了这种恐惧，更不用说他们对中国政府审查制度的强烈反对了。中国将不得不忍受这些障碍。为了强调自己将沿着一条和平道路前进的思想，中国人将“和平崛起”改成了“和平发展”。中国社会开放性和透明度的增强，也会起到帮助作用。
新加坡和东盟——夹在这两个庞然大物中间的“夹心层”——需要中国和印度形成一种平衡的关系，一种能让双方都可以发展繁荣的关系，一种能拉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与其共同发展的平衡关系。
世界工厂，适者生存？
在中国南部广东省的制造业中心城市东莞，位于城东的常登鞋业(Changdeng Shoe Company)最高峰时期曾拥有7000名员工。如今，该公司的厂房已经变为一片废墟，里面只有几十名无聊的保安、保管员以及技术人员，监督着公司装配线的拆卸。
在常登鞋业废弃的工人宿舍周围的社区，一家美容院、一间乒乓球室和一所医疗诊所己是人去楼空。一张拍卖布告邀请任何有意购买该厂5辆汽车的人前来出价。该公司于去年12月被拍卖。
“该公司的台湾老板己经70多岁，希望淡出商界，”庞伟（音译）在陪同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走访该工厂时表示。“他己回到台湾。”
庞伟是邻近的省会城市广州的一位企业家，他出价1000万元人民币（合140万美元），购买了常登鞋业的资本设备，并将其转售给其它制鞋企业。在工厂里，技术人员负责将缝纫机台板和其它机器从楼上搬到一层，以便潜在买家考察。
在常登鞋业，被清扫出门的并非仅仅机器设备。“多数员工被该地区其它工厂聘用，”陈清文（音译）表示。“他们很高兴聘用这些员工。”陈清文也经营着一家制鞋设各销售公司。
亚洲鞋业协会(Asia Footwear Association)主席、华坚集团（Huajian group)董事长张华荣称，该行业员工的基本月薪已较2006年增长一倍，达到200美元。华坚集团是中国最大制鞋企业之一。
然而，常登鞋业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广东制造业集中地）数千家其它工厂所面临的困境，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出口引擎正面临危机。广东省的出口额去年增长了22.3%，达到3693亿美元，占全国的30%。
当前正在发生的，是一场适者生存的竞争，受影响的主要是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劳动力密集性行业的小工厂。对于其它企业，它们正将一些价值含量较低、对时效不太敏感的业务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内陆地区的新生产设施中去。中国上月的贸易顺差较去年同期增长23%，至195亿美元，体现了中国的弹性。
将部分业务转移到中国内陆的大型企业（如华坚集团），通常会在广东保留相当规模工厂设施，这些工厂更擅于在较短的交货时间内完成价值更高的订单。“我从未想过要关闭在东莞的工厂，”张华荣表示。“我们希望通过加大研发力度，将更多精力放在新面料和新制造工艺方面，对那里的工厂进行升级改造。”
庞伟的客户可以让人们了解制鞋行业的变迁——随着成本上升开始侵蚀常登鞋业等工厂的利润，这种变迁正在进行。在他的客户中，迟石庆（音译）在韶关经营着一家拥有300名员工的鞋厂。韶关是广东北部城市，位于广东与湖南交界处。
“在韶关，也很难聘用到员工，”迟石庆表示。“没人愿意到那里去，所以我不得不聘用当地人。”
他补充称：“现在，韶关的工资并不比东莞低很多。”他的员工每月工资为1200元人民币（合170美元）。
迟石庆只供应国内市场，这让他稍感安慰。这意味着，他没有面临另一个关键的成本压力——人民币不断升值。自2005年年中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己上升约15％。
导致广东的一些工厂最近关门的另一个因素是，中国于上个月正式施行新的劳动合同法。如果在今年1月1日前关闭工厂，工厂所有者就能避免按照新的劳动法支付更高的补偿金。
常登鞋业至少做出了正确的事情，该公司在2007年年底之前有序并合法的关闭了其业务。据当地媒体报道，该公司支付约4000万元人民币的员工补偿金。
而来自贵州省的打工者、32岁的卢永元（音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所在的东莞鸿盛模具厂(Dongguan Hongsheng Mould Factory)的台湾老板己潜逃。工厂的300名员工在春节假期之后回到工厂时发现，工厂大门已锁，工资也无法兑现。
“我们多数人是在
鸿盛工厂门口张贴着布告，通知员工与当地村委会办公室联系，领回一个月的基本工资。根据新的劳动合同法，卢永元本应领回相当于10个月工资的补偿金。
“大部制”改革：行政三分？
中国“两会”期间可能不是讨论“大部制”的最佳时机，因为乐观和亢奋已经掩盖了行政体制改革里的真问题。
中国的内阁部门会怎样调整？目前尚在最高层的密室中没有宣布。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等已成“两会”中高频率引用的词汇。它们之间的相互分离和制衡，是“大部制”的基本准则。这一准则更准确、更形象地说法叫“行政三分”，但它没有出现在政府的报告中。这或许是意识形态的缘故，因为政府内部的“行政三分”容易让人联想起更大范围内的权力三分。中国政府显然在避免这样的误读和联想。
在中国，任何大政策的最终胜利，都需要环环相扣的政府部门的积极支持，但是政府会操纵不合他们利益的政策的实施过程，使之变形，甚至流产，对于政府体制改革而言尤其如此。方案的执行者本身也是被改革的对象，方案的最终执行意味着他们的部分人必须下岗分流，他们执行方案的激励何在？这一道理同样适合“大部制”，大部制的核心，是重新定义既得权力，把相对完整的一个权力来重新规划给单个部门，它的成败与否的关键，也是既得权力的阻碍。
“行政三分”提法的创造者是深圳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2003年，他负责起草深圳市政府体制改革草案。草案甫一面世，社会舆论立刻将其拔到深圳历史分水岭的高度。当地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南方都市报》发给马敬仁最后一个问题足可证实彼时社会的乐观情绪，“请您描述您在起草这个方案时的心情，您是否认为这个草案以及您本人将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历史的一部分”。
马敬仁划掉了这个问题。半年后，“行政三分”这一字眼几乎不再被官方和媒体提及，这项引起海内外轰动的中国地方政府改革最终不了了之。深圳市政府给的答复是没有得到中编办的最后批准。
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是戴着镣铐的舞蹈。它既要求在政府内部做创造性改革，又要求不能涉及根本的政治体制。而政府体制创新，在中国必然涉及诸如政府和党、政府和人大以及党和人大等关键问题。深圳原市委书记厉有为对“行政三分”的质疑颇具代表性，他说将市政府的决策集中在几个专门的“决策部门”，既不科学，也不现实，“因为现行的政府决策往往在常委会上做出，而不是一两个决策部门说了算”。
多数意见认为，“行政三分”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来自政府内部的利益阻力。
深圳“行政三分”的失败并非偶然。自1982年以来，中国行政机构改革已进行了5次，但效果均不明显：分分合合，分时则为部委之间的权力归属矛盾，九龙治水，职责不清，出问题时相互推诿，合时则内化为部委司局之间的权力纠葛，学理上头头是道的改革方案，实施几年后便被打回原型。1994年的国务院大规模机构改革，政府在报告中说，“机构改革是为了保证政令畅通，转变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但可以想见，这样的字句还会出现在以后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重拾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碎片，迫使我们对仅仅在学理上正确的改革方案持观望态度。虽然这些方案都提及来自政府内部的改革阻力，但无一例外都低估了这一阻力，这也是这些逻辑严谨、措词铿锵的方案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些方案暗含的假设是最高层达成共识的改革意愿将最终迫使政府内部的消极者执行这些方案，但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说明，这一假设并不现实。
行政体制改革可能最终将回到一个问题上，即如何使改革的激励内生于政府内部，因为30年的改革史说明，绝大多数激励不是内生的改革，最后都将走向失败。我们对“大部制”的真正信心建立在政府拿出有效的“分流”方案上，也在这一意义上，乐观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