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透析】
纾困勿忘竞争
文：Hudson Institute（华盛顿哈德森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管）
在政策重点集中于“大得不能倒”(too-big-to-fail)，让我们不要忘记一点：多数国家未来的繁荣，将更少取决于踉踉跄跄、动作迟缓的企业巨擘，而更多依赖于创造就业的小企业、那些现在还只是企业家眼中一缕希望之光的小企业。这并不是说，决策者错了。让花旗集团(Citigroup)步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之后尘，倒在资本主义的墓地里，或让美国国际集团(AIG)破产，都是极为危险的。
但我们应记得，当弗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选择掏空反托拉斯法，允许美国经济出现重大垄断行为时（共谋提价和划分市场当时被视为好主意），他让美国的复苏倒退了数年。“大得不能倒”暗含的意思是，为新来者的进入制造障碍。直到二战结束后，重新焕发生机的反托拉斯政策，才得以在释放繁荣的过程中起到作用。
因此，在制定政策时，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应记得邀请竞争机构参与进来。这至少会让欧盟反垄断专员尼利·克罗斯(Neelie Kroes)等人得到一些话语权。他可能会提醒他们，让利率尽可能维持低位的政策——这意味着，要小心财政政策不会吞噬货币政策——让初生的企业更容易存活，让新兴企业更容易获得初创资金，从而缔造出古往今来一直在推升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企业。如果我们把资源留给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等庞然大物，那么我们可能会让修车厂的某个修理工无法得到资源，他本可能会研发出一款汽车业巨擘想不到的电池。
简而言之，我们需要把竞争政策融入反衰退政策之中。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决定向领先银行注资，以防范这些银行破产。他这样做的确是对的。美联储(Fed)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和美国财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决定放弃经济教科书，尝试利用多种措施，防范危机演变为灾难。他们这样做也的确是对的。
但英国保守党影子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说得也没错，他强调，必须防范财政政策过于宽松，迫使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和美联储将利率保持在较高水平。相对于大型知名机构，利率几个基点的变化对于潜在进入者或小型竞争对手的影响更大。各国央行目前的降息政策，经受不住过于宽松的财政政策将带来的通胀和利率上升。如果你质疑这一点，那就看看罗伯特·赛缪尔森(Robert Samuelson)的新书《大通胀及其后果》(The Great Inflation and Its Aftermath)吧。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决定根治通胀之前，美国曾为连续几任总统释放的通胀付出沉重代价。
我们既应担心目前的企业巨擘无法为遗留成本融资的问题，也应担心新公司无法筹集风险资本的问题。我们既应担心企业巨擘能否保证高管的奖金，也应担心（甚至更加担心）小型竞争对手能否生存。我们既应担心那些本来就会在创新的企业家世界中枯萎的企业的生存，也应担心（甚至更加担心）政府倾向于在经济低迷时期默许甚至赞同反竞争行为。
此外，这意味着避免出现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奇(Nicolas Sarkozy)试图强加给欧盟伙伴国乃至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那种保护主义。要推动国内企业为消费者提供更高效率的服务，来自海外的竞争是必要的。如果不准外国汽车公司进入我们的市场，那么美国消费者将会变得更穷。美国劳动者将丧失南方各州的外国汽车公司的投资直接带来的11.3万个就业机会。如果支持低效率制造商的努力——所谓的产业政策——成功的话，英国消费者也不会得到很好的服务，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会下降。
因此，为了缓解目前的危机并应对目前的衰退，不妨为所必为，挽救这些庞然大物。但同时要最小化针对较小竞争对手和潜在进入者的歧视。长远来看，正是竞争（而非反竞争行为），正是挑战巨擘的企业（而非巨擘本身），才能使市场能够做它们最擅长的事情——提高物质生活的品质。
2009年中国经济展望
2009年将是中国经济面对考验的一年，随着全球经济进一步放缓，政府以支持经济长期增长为目标，试图推出积极的刺激开支方案，以舒缓内部增速放缓的压力。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反映了成品出口业的外部需求减弱，但同时由于国内房地产市场不振，楼市低迷已对钢材、水泥等行业造成连锁效应，并间接影响了消费者的信心。
政府宏调政策的重点目前已全面转移至刺激经济增长及保持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于8%以上，若增长低于此水平，则会引发失业率上升的风险。鉴于中国政府作出了大规模的财政举动及大幅度减息，预计境外上市的中资股份将于2009年开始情况好转。目前，多个类别的中资股的价格与整体比较已呈现出相对吸引力，特别是考虑到中国仍保持巨大的增长潜力。我们看好铁路、建筑及建材、电信、及医疗保健等行业，而对金属、航运、及重型设备等面对经济周期性风险的行业保持审慎。
I.中国政策议程
公共投资效应将在第2季呈现
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方案尽管被少数人批评为含糊且包括既有投资，但无可否认是至今全球各国面对经济危机冲击下所推出的最大型的财政刺激方案。由于地方政府所提出的优先项目仍需等待中央政府的审批，政府注资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不会在短期内呈现，但我们相信，政府的注资最终会对经济带来积极作用。国务院已作出批示，绝大部分的投资必须于明年春季全国人大及政协会议举行之前投入到项目的建设中。这就意味着，根据项目审批与工程进度之间存在的时间差，刺激经济方案的成效将于2009年第2季起在实体经济中逐步呈现。
毫无疑问，基建及其他领域的庞大开支将有助刺激内部需求及促进创造就业机会，从而对2009年经济发展面临的压力带来一定程度的舒缓。据报道，多个地方政府正竞争获得超过人民币10万亿元基建开支的审批，重点投资于铁道、公路、港口及经济适用房等建设项目。据高层铁道官员预测，铁道建设工程可以为明年新增600万个就业职位。
出台更直接的刺激消费措施
中央政府注重民生的议程及防止经济大幅放缓的决心将在新年（或之前）推出新的刺激措施。据官方媒体报道，新一轮的政策重心会直接放在刺激消费上，为此，将会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起点、建立国营企业工资增长制度、以及把医疗及教育补贴扩大至低收入家庭。此外，我们也认为，继粮食收成创下近年新高之后（正遇上经济放缓下需求疲软的时期），政府将采取一系列针对农村消费的措施，包括增加粮食储备、提高最低收购价、以及研究上调粮食入口征税等。
经济放缓、楼市及股市双双陷入低谷，这是对中国消费者适应力的重大考验。但总体而言，基于通胀温和、工资增长及家庭资产负债状况稳健（家庭总负债仅占GDP的13%），这些因素应有助于支持消费增长。然而，面对连串有关国内经济的负面消息，消费者对收入及就业保障的忧虑，令消费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受挫。
楼市低迷需要更有力的措施
尽管政府为挽救楼市已推出多项综合措施，但至今收效不大，在房屋成交量上仍未见明显改善。银行由于担忧向首次房贷者提供贷款涉及之风险及净息差不具吸引力，在向首次房贷者提供优惠利率问题上存在犹豫。大部分准购房者仍保持观望态度，普遍期望房价的进一步下降。
尽管多个房地产开发商已获续期短期债务及延迟购地付款限期，但为了应付年底缴税、支付利息及农历新年前结清建筑工人欠薪等现金流方面的压力，我们预计在2009年初房屋价格将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部分公司会通过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股权的方式获得融资。由于中国多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资产负债状况不容乐观，我们预计未来几年房地产行业整合并购的趋势将会加快，这将有利于现金流状况稳健、地区及产品组合多元化的大型全国性发展商。
基于房地产行业的重要性，我们认为，中央政府或会推出额外的措施（拯救发展商以外的手段），放宽对二次房贷的限制及缩短二手房交易的规定持有期限。
然而，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在短期内依然面对挑战，更多经济适用房的推出无疑会令2009年的供应形势更为严峻。按照目前的销售速度，部分大城市的现有房屋库存量要被完全吸收，至少需要到2010年。目前，地方政府（可能出于对供应过剩现状的忧虑）通过不同手段大力刺激购房。假如近期北京的案例具有参考价值，部分政府可以考虑仿效购入一些未售的低收入套间，而非投资建设新的经济适用房。
稳定股票市场
中国股票市场在一年内经历了从牛市高峰跌至熊市低谷的阶段。尽管中国直接投资于股市的居民只占少数，但散户代表了国内最富裕的人口部分，与其所占消费的比例失衡。为了挽回这个重要消费群体的信心，我们预计当局将采取进一步的刺激措施：
国企控股公司继续收购其上市附属公司的股份，中央汇金加大对内地上市股份的投资，特别是大型银行。由于目标企业均为股指成分中最大型的股份，故相关措施将有助稳定内地市场。
调动国内机构投资者支持股市的措施，包括鼓励保险商、共同基金公司及全国社保基金为市场提供支持。
短期内限制新上市的审批，以舒缓资金流动性压力。
预计中国证券监管部门将于2009年初继续推动保证金交易及卖空交易计划的实行。这些新机制将有助提高整体市场的流动性，及从根本上改变A股市场的“单面”性质，让投资者可以从升市及跌市中获利。投资者将可以利用更复杂的交易策略，而非单纯买入和持有。
II.主要风险
中国在防止大范围的经济下滑过程中面对若干风险。银行在提供借贷上变得更加审慎，应收账款问题可能更加严峻，政府刺激经济方案的推行也可能遭遇瓶颈或造成长期的经济畸变。就中国企业而言，未来几个季度的盈利增长可能存在不明朗性。
预测企业盈利疲软
经济放缓，加上重点行业的经营杠杆比率较高，已导致企业盈利的锐减及亏损企业数目的大幅增加：在2008年第3季度，A股企业的亏损比率达到17.7%，相比2007年仅为7.5%。
预计国内企业盈利下滑的趋势将持续至2009年上半年。结合需求疲弱，目前应收账款问题及投资亏损正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在去年的牛市中，股市及楼市的投资收益约占2007年A股市场整体盈利的22%。而今年，投资亏损已成为普遍现象。
2009年出现通缩的可能性为企业收入带来进一步风险，在钢材、汽车等行业，尽管原材料成本有所回落，但面对售价不断下跌，可能令企业盈利受限。我们预计，日用消费品、医疗及教育行业会成为2009年盈利增长最稳定的行业。
银行更加审慎，贷款出现竞争
尽管中国企业的平均借贷情况仍属保守，但其经营杠杆比率整体偏高。
继当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不良资产的问题再次浮现，银行在当前经济放缓时期变得更为审慎。中国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长由2007年10月的高峰17.7%跌至2008年10月的14.6%。尽管目前政府调高了信贷上限，银行发放贷款的速度也有所加快，国内银行的新增贷款可能更倾向于授予有政府担保、低信贷风险的大型基建、医疗及教育项目。未来数月，预计有20-50%需要负债融资的新基建项目将进入市场，从而推动对信贷的需要。随着中国人民银行大幅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国内银行近年有所下降的贷款存款比率可能会回升。
尽管政府在政策上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小企业（特别是制造业、房地产及其他高风险行业）仍然可能在获取及偿还贷款上遇到困难。作为一项鼓励向有困难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措施，政府正研究推动非正式借贷网络合法化的章程草案。如获通过，将能改善贷款获取的途径及减弱国有商业银行在中国合法借贷市场上的支配地位。行业组织及省级政府部门也通过建立创投基金及发行企业债券等方式协助中小企业筹集资金。
财政措施的资金分配和资金筹集
总体而言，为数众多的大型基建项目将为经济增长带来一定支持，其主要瓶颈在于技术工人、项目经理和建筑材料的供应，只有解决了这一瓶颈，才能确保财政开支取得理想的成效。国家发改委已承诺确保基建项目的实施将会遵循适当的规划指引，避免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
预期地方政府将会承担中国经济刺激方案的大部分资金，但由于土地销售不景气，地方财政受到沉重打击。有报道指，监管部门已要求国内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以应对可能增加的不良资产和可能需要承担的大部分中国经济刺激开支。然而由于国有银行的独立性（随着多年来的市场化改革）提高，地方政府为基建项目筹集必要资金时可能面临困难。
为应对增加收入来源的需要，国务院正在考虑允许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提案。我们认为这一提案可能在新年得到批准，同时将会加强监管，通过信贷评级和公开披露要求增强对地方政府预算的监督。
应收账款和违约风险
为保留现金，一些企业正将流动性负担转嫁给供应商。航空公司是较为显著的例子之一。有报道指，亏损航空公司结欠中国机场运营商的费用已达到人民币60亿元。例如，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截至10月底的被拖欠款项已超过人民币8亿元。近期的报道显示，电信企业对设备供应商也有类似行为。如果这种转嫁现金流动风险的行为大肆蔓延，将对企业，尤其是已经面临信贷危机的中小企业构成威胁。
楼市低迷带来的违约风险也令人忧虑。由于物业销售淡静，楼价下跌，涉及开发商、银行、按揭持有人、建筑公司和地方政府的多方债务问题可能会增加。
III.经济前景充满挑战，股市发展值得期待
尽管市场在短期内可能继续传出负面经济消息，企业盈利在一段时期内可能继续疲软，我们预期中国股市将在2009年年初靠稳。从以下几方面而言，中国股票的吸引力已大大增加：i)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中国指数目前的市盈率为8.3倍，而长期平均市盈率则为16倍；ii)平均股息率为4.3%，比大部分其他国家的存款和国债收益率更理想； iii)尽管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至7.0-8.0%，但仍高于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iv)5.58%的1年期贷款利率仍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
铁路建筑和建筑材料生产商直接受益
实施中国大型基建项目和为之提供原材料的建筑企业和建筑材料公司，将成为财政刺激方案的最大受益者。新增开支将主要用于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港口、农村基础设施、经济适用房、电网和四川灾后重建工程。即使是医疗卫生和教育文化基础设施升级，也涉及一定程度的建筑项目（例如地方学校和医院的建设）。中国铁路建筑商和建筑材料生产商是政府财政刺激措施的最直接受益者。
钢材：基建项目带来不平等的利惠
鉴于2009年上半年产量减少和库存显著下降的情况预期将会继续，短期而言，工业商品的前景仍充满挑战。尽管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预期将在未来2年内产生可观的建筑钢材需求，但基建项目的钢材消费强度仍不如物业开发。同时，鉴于低收入住宅的开发项目通常为低层结构，钢材消费强度较低，因此经济适用房带来的需求可能有限。此外，对于满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倾向于改造现有建筑，而非开发新建筑项目。
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将利好长材生产商而非高端扁平材生产商。由于中国致力提升在钢材生产价值链上的位置，近年来扁平材的产能大幅提高，占钢材总产量的比重已由5年前的46%提高到60%。鉴于汽车、机械和应用行业等下游需求仍然疲软，中国主要钢铁制造商的需求前景低迷。
中国钢铁制造商大幅削减产量，有报道指中国消费者在经济低迷时期延迟购买，中国各港口积存的铁矿石已接近储能。在这种困难环境下，预期铁矿石的合同价格将在2009年大幅下跌。
煤炭生产商的好日子行将结束
经过长达数年的持续繁荣，动力煤（中国的主要燃料库存）需求正在放缓，原因在于经济增长放缓导致电力的工业需求显著降低。现货价格预期将持续降低至2009年，而合同价格则可望于明年有所提高，使合同价格和现货价格之间的折价收窄。煤炭价格下跌，将有助缓解独立发电厂商、水泥生产商和其他煤炭消费大户的成本压力。
尽管面临挑战，但也有多个因素利好中国。中国财政盈余充裕，政府债务较低，并有人民币15.5万亿的净储蓄，将有足够的资源安然度过全球经济衰退期。银行基础稳健，拥有足够的资金应对可能增加的不良资产。在过去的经济低迷时期，中国的中央调控机制很好地发挥了作用，能迅速地通过重要的政策调整。尽管财政刺激计划仍需一定时间发挥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但政府已清楚地表明立场，并将继续采取措施，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持。
IV.长期改革议程
为降低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我们预期政府将继续增加社会福利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开支，以减少中国公民为应付住房、教育、退休和医疗卫生问题累积大量预防性储蓄存款的需要。除中央政府投资人民币9,000亿元（1,320亿美元）进行低收入住房建设的三年计划外，我们预期政府将于新年期间推出进一步措施，以加快医疗、卫生保健和退休金制度改革。升级农村基础设施的措施将有助于提高中国农民的收入，长期而言将最终提升他们的消费能力。
同时，我们预期3月份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后将就农业土地改革作出进一步的具体安排。中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于10月份结束，领导人同意了一项旨在提高中国农村人口收入水平的改革方案。我们相信，农业用地改革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并有助于政府实现既定目标，提升农业生产力，重新分配经济增长资源。通过允许农民将农业用地投入市场，有关改革将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通过允许向大型农场经营者转让土地，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摘自FT中文网
2009：大浪难淘沙（上）
全球金融危机令金融业遭受重创，实体经济也未能幸免。美国，欧洲及日本先进工业国家的汽车销量在10月以来经历了严重的大幅下滑，专家预测2009年面临20%左右的下滑，汽车需求倒退回上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一时间，全球汽车业哀鸿遍野，昔日风光无限的汽车巨头各个疲于奔命以求自保，百年老店通用汽车更是濒临破产边缘。那么，2008年至今同比销量上升10%的中国汽车业能够在这场惊涛骇浪中独善其身吗？
产能过剩将大幅压迫利润
经过2006、2007年井喷式的高增长后，2008年下半年中国汽车销售出现了增长乏力的状况。虽然各大公司不断有新车型推出，促销手段也可谓层出不穷，但下半年销量仅有4%的增长。相对于过去5年34%的复合增长率，这4%增长率可谓寒意逼人。由于宏观经济走势不明，加之股市及楼市负面财富效应的影响，笔者对2009年新车销售也不敢过于乐观，预测新车销售相对2008年可能有4%的增长。在世界汽车市场一片凋零之际，来年中国能够录得上述成绩难能可贵——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汽车企业可以独善其身。即便在原材料诸如钢铁，塑料价格大幅下跌的背景下，笔者认为2009年中国汽车行业的利润仍会出现大幅下滑，其根本原因在于产能过剩。
早在本世纪初中国汽车行业经历了大跃进式的发展之后，有识之士便指出了产能过剩的严重性。但近年的销售高速增长掩盖了产能过剩的风险——久呼而“狼”不至，很多人便以为狼并不存在。2005年，一些业内人士提出了“结构性过剩”的概念，指出中国汽车业是“有效产能不足，无效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痼疾似乎也随之烟消云散。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汽车业年复合增长率从未有过负增长——高增长、高收益一再延迟了行业合理瘦身的进程，今天的国际金融海啸，是否能带来中国汽车业的兼并重组元年？
过去一年，中国汽车行业的固定资产投入高达500亿元，比前一年上升约18%。按一般建设工厂的周期为12个月至18个月计算，估计到2008年年底至2009年，产能应该有大约18%的上升。如果销量不能达到同步上升，就意味这产能利用率会有显著下降。产能过剩将令企业失去议价能力，并在需求放缓时令价格战一触即发。同时，随着国家两次调高大排气量汽车的消费税，降低小排气量的消费税，国人盲目追求大排量的购买行为变得更为理性。持续了3年大排气量轿车的热销已明显降温。上述产品结构的变化，将对企业的盈利能力予以严重打击。因此，从基本层面的分析来看，明年车企利润将面临严重压力。如果销量放缓的趋势持续至2010年，许多企业将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然而，与诸多主流意见不同，笔者不认为这将给汽车行业带来期待已久的行业整合。事实上，今日中国汽车业需要的是破产倒闭，而不是兼并收购。
低产能利用率与高利润率的悖论
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汽车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只有67%，而乘用车的产能利用率仅有63%——远低于欧美市场的80%及日本的90%。笔者认为中国汽车业的确存在“无效产能过剩”的现象。这首先源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陈旧产能。1998年中国有国产乘用车产能约53万台，但当年国产乘用车销售不足10万台。尽管当时的许多产能不仅大量依靠人工，而且设备陈旧，以至于无法有效生产，但由于国有企业的性质，下调已经报备国资委的产能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其次，在近年汽车业行情看好的态势下，许多（以自主品牌为主的）厂商夸大已有或在建产能以显示自己的竞争力或争取更有力的地方支持。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及汽车厂商的调研，我们对官方公布的产能进行了调整，调整后2007年产能利用率上升至70%，仍然远低于国际主要市场的平均水平。换言之，中国汽车业不但存在着无效产能过剩，而且有效产能也严重过剩。
以70%的产能利用率在2007年达到6%的净利润率，中国无疑在全球汽车市场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一奇迹的根源，在于中国汽车业“低产能利用率，高利润率”的悖论。
首先，中国汽车企业的固定费用（研发费用+折旧+人工费）偏低。从上市公司披露信息对比来看，国际汽车巨头研发投入约占销售额的5%左右，而中国即使像上海汽车和吉利这样研发投入较多的企业，该比例也仅为约3%，而业界平均只有1.5%左右。由于机械化程度相对较低，生产线建设投入较低，折旧费用自然显著低于国际水平；人工费用更无需赘述。总体来看，中国汽车企业固定费用约占总销售收入的8%，而国外要占到近20%。所以，中国车企的盈亏平衡点明显偏低。
其次，中国汽车公司——尤其在商用车领域，多为汽车装配厂，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汽车生产制造商。对于像发动机、变速箱等固定投资需求大、技术壁垒高的主要配件，许多中国汽车制造商采取对外采购的方式获得。在重型卡车领域，除中国重汽外，其它主要中国厂商均从潍柴采购，由此产生了规模效益，降低了在经济下行周期中的利润风险。
再次，中国的乘用车（尤其是中高档车）价格，明显高于发达国家。
上述主要原因造成中国汽车企业利润偏高，以至于小型汽车厂商林立，在行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仅为70%的情况下，却都能享受较好的利润。
摘自英国《金融时报》
公共参与是中国改革的核心
文：郑永年
■ 中国一直没有发展出近代意义上的公民权概念，普通老百姓对中央权威的认同不高。这主要是因为中央政府缺乏足够的财力向普通人民提供公共服务所致。
■ 人们常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很少有人理解“取”和“用”这两个过程的民主化的重要性。尽管中国政府近年来在改革公共财政制度方面努力不少，但各种改革相当片面。“取”和“用”都得到了强化，但忽视了“取”和“用”过程中的公共参与。
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这历来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人们可以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考量这个问题，就是说，政治改革存在着很多切入口。但不管从哪一个入口进行，对政治改革不可过于理想化，因为每一项政治改革可能解决一些问题，而不能解决另外一些问题。更有甚者，如果选择不好，政治改革可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是导致一系列新问题的产生。从政治改革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的角度来看，选择政治改革的目标必须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也就是说要解决目前所面临的最棘手的并且是根源性的问题，一项重大的政治改革的目标应当是解决一系列相关的问题。
优先建立民主公共财政制度
从这个角度来说，建立一个民主的公共财政制度可以考虑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优先目标。为什么这样说？在众多的原因中，如下两个非常显著。
首先，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党政官员的腐败、政府权威减弱等。而这些都与中国公共财政制度的不完善有很大的关联。可以说，公共财政制度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纲”。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公共部门，财政是公共体系运作的血液。要对整个公共体系进行改革，从管治血液入手最为有效。
其次，公共财政制度介于经济和政治之间，较之其他一些政治改革的入口较少敏感性，也容易操作。一提到政治改革，很多人都会想到诸如政党体制的改革、人大制度的改革、选举制度的确立、自由媒体的发展等等。尽管这些都是民主化所需要的，但问题是实际上很难从这些议题入手。从一些国家的发展历程经验来看，这些变革甚至可以是公共财政制度变革的副产品。
公共财政是政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经济基础。公共服务的范围随政府的能力大小而定，但基本上都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福利制度、公共交通、公共医疗、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等等。这些公共服务的提供是政府调控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异的有效的制度性手段与机制。笔者认为，较之富人，穷人更需要使用政府所提供的这些公共服务。
公共参与使公共财政制度透明
在这些方面，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做了不少努力，但效果不佳。问题是缺少有效的公共参与。政府提供怎样的公共服务？如何使用这些服务？这方面需要公共参与。否则，公共财政不能有效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在目前的体制下，各级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大多还是向富人群体倾斜的。在各种压力下，政府会拿出一些钱来救济穷人。但这种救济式的服务并非公共财政的本质部分。在没有公共参与的情况下，公共服务很难成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机制。
没有公共参与，公共财政制度就很难有透明度，腐败也因此变得不可避免。公共财政制度表明政府部门要从企业和社会提取经济资源，再用于社会，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交易机会越多，腐败的机会也越多。如果政府向社会提取资源和使用资源的过程是不透明的，这个过程能产生怎样的腐败是可想而知的。中国政府近年来对公共部门的审计所揭示出来的种种滥用公共财政的情况就是和不透明的公共财政制度相关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共财政制度便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根源。预算是政府运作的血液，控制预算就是制约政府的最有效手段。在民主国家，议会对政府的制约的主要机制是控制预算。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但并没有任何原因说中国的人大制度不可以对各级政府的预算进行监督。
政府从企业和民间提取经济资源，这为有效的公共财政制度所必须。但这个过程也需要透明化，否则腐败在所难免。在一些地方，因为地方政府向社会提取经济资源的方式不当，经常导致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但在一些地区，这方面也有好的发展方向。例如浙江等一些民营企业发达的地方，已经发展出各种形式的称之为“协商民主”的地方政治实践。协商的很重要一方面就是要当地政府论证经济资源提取和使用的合理性。
公共预算须保证基本公民权
更为重要的是，公共财政制度是否有效直接制约着中央政府的能力。近代以来衡量中央政府权威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能否保证境内居民的平等公民权。中央政府要掌握庞大的公共预算，本身并不是目的。公共预算的最终目的就要保证最基本的公民权。中国一直没有发展出近代意义上的公民权概念，普通老百姓对中央权威的认同不高。这主要是因为中央政府缺乏足够的财力向普通人民提供公共服务所致。全体居民的认同是中央政府权威的最重要的基础，而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是人民认同感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谈到公共财政时，人们常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很少有人理解“取”和“用”这两个过程的民主化的重要性。尽管中国政府近年来在改革公共财政制度方面努力不少，但各种改革相当片面。“取”和“用”都得到了强化，但忽视了“取”和“用”过程中的公共参与。正是因为公共参与的缺失，各方面的改革要不成效不大（如整治腐败），要不就是失败（如医疗和教育体制)。
如何进一步改革现行的公共财政制度？看来光从经济的角度来改的举措很难再进行下去。公共参与已经变得不可避免。而公共参与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民主化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