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动态】
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政策兑现几何
作者：胡作华 沈锡权
2009年以来，全国银行业新增贷款的放量势头令人惊讶，但无论是学界还是企业界，对于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抱怨并未缓释多少。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不少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依旧在抱怨“融资难”，有的企业甚至认为融资环境“变差了”。记者特地进行了专题调查。
货币政策“宽松”了，为何信贷依然紧张
浙江华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浙江华欣）是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其生产的多色系环保纺织新材料在国内外市场占有独特优势，销售一直供不应求，今年一季度完成出口550多万美元，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3。但这家企业发现，当前办理银行授信似乎比打开国外市场还要难。
今年初，浙江华欣在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1.1亿元贷款到期归还之后，重新办理授信手续时遇到了麻烦。对方称，其授信权刚被总行上收，分行已无权给予授信，目前总行对纺织类企业的进入很“慎重”。
“银行的‘自我保护’意识也太强了，”浙江华欣董事长曹欣羊无奈地说，自己前几年搞新技术研发，投入比较大，现在本来到了技术成熟、可以大规模生产的时候，没想到金融危机一来，个别银行立马就“躲”起来了。
曾经打赢过“中美知识产权第一案”的通领科技集团是温州的一家著名民营企业，该公司在美国佐治亚州成立的首家境外高科技工业园区——通领科技集团美国工业园项目，已经得到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外汇局三个部门批复和大力支持。通领科技集团董事长陈伍胜介绍说，该项目至2008年底，本公司已经投资998万美金，但国家开发银行等几家银行承诺的配套资金迟迟不到位，没有给一分钱贷款。
“银行的工作人员每次来看企业都说‘很满意’，但走的时候对贷款又说‘研究研究’，可‘研究结果’一直遥遥无期。任何投资项目都需要银企合作，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国家银行的帮助和支持，不能因为我们是民营企业就歧视、随意和不守信用。”陈伍胜说。
还有一些企业家反映，由于早先购买的门店类固定资产市值缩水，现在不仅拿此做抵押的贷款额度大幅降低，而且出现银行不肯放贷的现象。此外，由于早前发生过银行“骗”回贷款不再放贷的情况，一些企业家觉得只要原先的贷款不要抽回就好了。
浙江省工商联一位负责人说，虽然近来银根松动，但银行对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采取的仍是“惜贷”作法，有“米”不作为，“雨天不打伞”，出现了“货币宽松，信贷紧张”局面。
增量信贷给了谁
记者了解到，今年前几个月，浙江一些商业银行贷款投放均大幅度增长，有的甚至可被形容为“天量”放贷，但是贷款结构多数投向了国有企业或者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和项目，民营企业从中受益并不多。
今年1至2月，建行浙江省分行面向杭州地区的公司客户投放贷款75亿元，新增贷款相当于去年全年的75％。银行方面表示，这些资金绝大部分给了“政府背景的投资项目”。
建行浙江省分行一位部门负责人承认，大项目放多了以后，对中小企业确实会有“挤出效应”。尽管这家银行贷款结构一直强调“三三制”——大企业（国有企业、基础设施项目）的比例三分之一多一点，个人信贷三分之一，剩下的给中小企业，但今年前两个月中小企业新增贷款所占比例仅20％左右。
其他一些银行情况也差不多。今年1月份，工行浙江省分行排名前10位的贷款大户，其中9个是政府项目，只有1个是超大型的民营企业——鲁冠球的万向集团。
农行浙江省分行主持工作的副行长陈献明分析说，今年初，银行一些项目贷款主要是放给了政府性投资项目，原因之一是年初配合“保增长”战略的需要，二是春节过后企业的大规模资金需求还没有完全起来。加上原材料价格大大下降，不少企业的流动资金需求不像去年那么紧张。
“我们也很着急，如果把大部分贷款都投向了政府主导项目，一旦企业信贷需求上来后，银行信贷供应跟不上怎么办？”3月份开始，陈献明亲自带着信贷人员下到企业和农村调研，务求把那些有效的信贷需求“挖掘”出来。
除了银行，浙江丰富的民间资金也是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重要来源。目前，这个省已有5家村镇银行获批组建、44家小额贷款公司开张营运，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2月底，小额贷款公司累计发放贷款9989笔，累计金额91亿元，目前放贷余额为46.6亿元。
但是对于家数超过百万之巨的浙江中小企业群体来说，小额贷款公司的服务仍显得“杯水车薪”。由于仍处于试点阶段，浙江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上限为2亿元，从银行融资的上限为注册资本的50%，很多小额贷款公司往往是开张没几个月，手中的钱就“放”光了。“小额贷款公司不得不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有时就会产生借贷周期跟企业生产周期不匹配的问题。”浙江银监局法规处处长陈志法说。
尽管浙江民间“藏富”之丰举世公认，但是民间资本进入合法可融资市场的渠道并未完全打开。由于大量的民间借贷在地下运行，利率监管无从落实，去年上半年，浙江一些地区的民间短期资金拆借利率飙升至月息7分、9分，相当于年息84%、108%，“高利贷”成为了压垮一些民营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政策“瓶颈”不破，“两保”目标难实现
“对于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还是要统一认识、加大力度。”浙江省中小企业局科技处副处长刘树林说，国有大企业、政府性项目固然重要，但浙江省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数量庞大，创造了全省九成以上的就业岗位。因此，当前要解决日益严峻的就业难题，就必须依靠民营企业；要维持就业局势的稳定，就必须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显然，放在一个中长期的时间段来说，“保增长”无法回避中小企业的作用，“保就业”更加离不开中小企业。要落实“两保”目标，相关政策“瓶颈”必须先予厘清。
浙江省个私经济监管局局长张志益说，这几年地方政府出台了政府扶持基金、风险补贴等办法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但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化解“融资难”，就必须破解一些金融“瓶颈”。
浙江华欣董事长曹欣羊说，金融危机一来，银行要收缩，“卡”的肯定是民营企业，导致民营企业“难上加难”。商业银行一是要摒弃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心理，对民企国企一视同仁，二是在风险防范上要更加科学，不能“一刀切”地对某些行业实施制裁，而应该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合理支持有技术含量、有市场的企业资金需求。
此外，银企关系中，银行一直是强势的一方，贷款协议一般都是银行怎么说就怎么定，企业对于一些“霸王条款”也不敢不遵从。浙江省工商联一位负责人说，根据银行制定的条款规定，企业贷款合同到期前，银行利率若发生变化，贷款利率都会就“高”执行，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企业是很难享受到中央降息“利好”的。
专家提出,对于民间资金进入可融资市场的渠道必须进一步拓宽。一方面，要进一步打开民间资金的投资空间。当前，一些国有垄断资本控制的行业如银行、石化、电力、铁路、电信等，或多或少都存有准入“门槛”高、民间资金进入比例受限制等问题。如果能打破政策“瓶颈”，放开民间资金进入，自然也就会将银行信贷转移、“解放”出来，增加中小企业融资投放力度。
另一方面，对已合法化的民间资金融资形式应加大支持。浙江省金融办金融一处处长潘广恩说，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例，当前政策对其融资来源、税前风险拨备比例、不动产抵质押手续办理等方面都有限制，如果能将其定义为“微型金融机构”，让其可以通过银行间拆借市场低息融资，无意将会大大推动这项新生事物发展，从而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提供更大助力。
上海高速公路“国进民退”悬疑
作者：何勇
一场规模宏大却低调推进的“国进民退”行动，正在拥有13条干线、总长634公里的上海高速公路网展开。
有市场传闻称，继去年沪杭、沪青平高速公路的民营股权相继为国资背景企业接管后，上海市政府有意将更多民营资本参与承建及运营的高速公路“收归国有”，最新目标是上海连接浙江的主动脉之一——莘(庄)奉(贤)金(山)高速公路。
大约八、九年前，上海高速公路建设热潮初起，获准进入投资的各路民营资本表现异常生猛，而如今它们却面临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公路大案 改变风向
莘奉金高速又称A4高速，是上海中心城区通往奉贤、金山、闵行各区的主干道，全长58公里，总投资18亿元，与沪嘉浏、同三国道、沪青平高速同属2002年制定的上海高速公路第一期规划中建成完工的项目。
资料显示，莘奉金高速的股东之一上海中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来自浙江嵊州的企业，注册资本5亿元。当年，中九投资集团是与铁道部第三工程局、山东省交通工程总公司等国资企业联手参与竞标，获得莘奉金高速公路投资人主体资格的。
记者近日曾与中九投资集团方面联系，求证上述政府回收股权的传闻，该集团办公室主任以事态敏感为由婉拒采访。
记者又联系主管高速公路建设的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宣传处，对方称目前尚无相关信息可发布。
但一位曾参与上海高速公路建设投资的民企老总称，上海市政府确实对本市公路投融资和建设管理体制作出了重大调整，今后将不再对外招商建设经营性高速公路，全部改为政府收费还贷型。
据他透露，不久前，市政府下辖的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组建了上海沪申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责新政策实施后高速公路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已有的招商建设经营性高速公路，将陆续安排各类社会资本退出。
这位不愿具名的民企老总称，有关“社会资本退出”的安排，虽未见政府的明文规定，但从不同场合和渠道了解到的情况表明，上海市国资委及一些涉足路桥基建业务的市属国有企业正在操作此事。
上海济邦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高级咨询顾问周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消息。
“几年前我们接待的民营企业客户，都在争相投资高速公路，现在大家都保守了许多。”专业从事基建投资中介服务的周伟说。
上海官方对参股建设高速公路的民营资本态度转冷，并非事出无因。
2006年7月，轰动一时的上海“社保案”爆发，主犯之一的福禧集团总裁张荣坤被指控通过非法的“官商交易”，以低于市场评估值3亿多元的价格，获得沪杭高速(上海段)99.35%的股权，其后这一股权被上海市政府收回，再转交国资背景的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2008年7月，“公路大王”刘根山抽逃巨额资金案事发，其参与投资的沪青平高速公路的经营收费权，由政府收回后转交给了上海建工集团和上海城建集团。
张荣坤及刘根山两案，无疑凸显了民营资本蜂拥进入高速公路投资领域后种种监管上的漏洞和弊端。随着上海高速公路网建设日渐成型，投资需求趋于平缓，政府在对民营资本开放问题上变得谨慎，顺势“劝退”也不是很难理解的举动。
“劝退”谈判 相持不下
“进来容易出去难。”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一位中层人士，一语道破参股高速公路的民企如今面临的困境。
这位人士称，从目前所了解的政府与民间资本“退出”谈判的几宗案例来看，进展都不太顺利，最大的难题是，政府给出的收回价格，既不是按公路投资股权现有估值计算，也不是按照当时签订的投资协议执行，民营股东不满意。
“不同的高速公路运营状况又不一样，比如A4(莘奉金)高速盈利能力就很差，迄今为止一直亏损，投资者没赚到钱政府就要提前收回经营权，如果没有适当的溢价，谁都难免有怨言。”上述人士说。
去年10月1日起，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及财政部联合发布实施《收费公路权益转让办法》，规定对于国家提前收回转让收费公路权益的，拟接收部门给予出让方的最高补偿额，须按照原转让价格和提前收回的期限占原批准转让期限的比例计算确定。
周伟认为，补偿金将按照剩余收费年限所占比例计算的规定，看起来公平合理，但实际操作中却可能让潜在的出让人蒙受损失，因为没有考虑到投入资金的时间价值，以及收费公路项目前期效益普遍较差的特点。
周担心，这样一来社会资本参与收费公路权益项目，将不得不面对极大的政策风险和财务风险，同时导致收费公路权益转让商谈受阻。
前述曾参与上海高速公路建设投资的民企老总更向记者抱怨说，正常情况下，民营资本投资高速公路的预期收益率为20%-30%，现在政府提前收回股权，收益率能保住8%-10%的水平已经很不错了，实际上很多高速公路前期投资都是数以十亿元计的，通车才三四年，成本都没捞回来。
其他一些民间投资者则希望，政府提前收回股权的补偿原则公平合理即可，至于具体的回收条件，应按当初合同条款及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为好，毕竟上海及国内各地的高速公路建成时间相对较短，不像发达国家路网稳定，收入稳定，股权转让的估值比较容易做。
这些民间投资者质疑说，当初政府公开招标吸引社会资本投资高速公路时，曾作出不少承诺，如除招商时已规划的高速公路项目外，将严格控制审批建设与所招商的高速公路形成重大分流的竞争性项目，又如由于国家政策、法律变更影响导致项目公司遭受损失的，政府将通过延长经营期等方式予以补偿等等，但现在来看，民间投资者的很多利益实际上得不到合理的补偿和保障。
国进民退 谁在倒退？
细心分析早期投资高速公路的民营资本，会发现决心做长线投资的比例很少，大都是参与建设施工，赚点工程钱后就把股权卖掉退出，或者做了一个项目后拿出去抵押融资，圈回一大笔钱投向收益更高、见效更快的行业。“公路大王”刘根山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据有关案情透露，在获得沪青平高速建设权后，刘根山很快就以质押该项目公司股权方式，向银行大笔贷款，投资开发了上海浦东世纪公园附近的楼盘“大唐盛世”。后来他又将获得的嘉浏高速公路股权质押给上海城建，并由后者委托民生银行上海西支行发放了4900万元贷款。刘及其掌控的茂盛集团，都是在这两条高速公路尚未竣工的情况下，早早将股权质押圈钱，刘也因此获罪。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那位中层人士认为，对于资金实力相对较弱的民间资本来说，高速公路投资是个“大泥坑”，风险回报期太长，机会成本太高，还有不可预知的政策风险，即使政府不主动“劝退”民间资本，相信后者继续参与上海高速公路建设投资的热情也不会太高了。
其实早在积极投资高速公路之前，民间资本大规模进入的是二级收费公路领域。据统计，二级公路总里程占了我国现有收费公路的六成左右，随着近年来各地陆续取消二级公路的收费，民间资本已经尝到了“苦头”。
也许正因为如此，尽管政策上对外资基本没有限制，但除了部分港资财团外，国内高速公路投资领域鲜见其他外资的身影。
据周伟透露，自上海有意收回高速公路民营股权的传闻不胫而走之后，很多原先有意前来投资的民营企业都转向江西、湖北、四川等内陆省份，或者放弃投资高速公路，转而关注水务等基建投资项目。
正当急欲发展经济的内陆省份纷纷向民营资本敞开大门，吸引其进入路桥基建项目之时，上海高速公路“国进民退”的做法，在不少民间基建投资者眼中是十足的“倒退”。
但是，如果民间资本的名分和权益依旧没有足够的保障，说不定上海正在发生的一幕，也会在别的地方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