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动态】
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若干类农产品原产地标签规定3月中旬生效
美国农业部部长威萨克于2月20日表示，对若干类农产品实施强制性原产地标签规定的最终规例将如期于3月16日生效。根据原产地标签规例，任何向零售商供应受影响产品的人士，均须向零售商提供产品来原地的资料。这项规例亦包括消费者通知和产品标记方面的要求，以及零售商和供应商保存记录的责任。
受影响产品包括牛肉、羊肉、鸡肉、猪肉、野生及养殖鱼类、有壳水生动物、易腐烂农产品、澳洲坚果、美洲山核桃、人参及花生等。不受强制性原产地标签所限的产品包括加工食品的原料、源于受影响产品但经过物理或化学转变(如烹调、腌晒或烟熏)的产品、与受影响产品或巧克力和蕃茄酱等其他食品成份混合一起的产品等。
今年1月20日，白宫幕僚长伊曼纽尔发出备忘录，要求所有政府部门考虑将任何曾在《联邦纪事》刊登但未实施的任何规例的生效日期延长60日。伊曼纽尔大力支持农产品原产地标签规定，并希望规例不会延期实施。美国农业部已声明会仔细监察原产地标签规例的实施，以及零售商和供应商是否遵守规定。农业部将于评估期结束后决定是否有需要制定更多规例，为消费者提供足够的来源地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威萨克于2月20日敦促业者自发遵守更严格的标签标准，从而为消费者提供有关受影响食品来源地的额外资料。威萨克正强烈要求制造商，自动将有关每个国家和地区生产程序的资料加入标签（如果标签提及多个国家和地区），例如标明动物“在甲国出生及饲养，于乙国屠宰”。他又认为，原产地标签规例中的加工食品定义可能太过广泛，因此建议业者自发地在产品标签列明产品是经过腌晒、烟熏、烤焙、烤炙或蒸煮。
原产地标签规例的实施可能对中国农产品在美国的零售造成意料之外的影响。新规定的原意是向消费者提供额外资料，作为他们做购买决定的依据。虽然价格仍然是左右消费者购买决定的关键因素，但越来越多消费者关注食品的质素和对健康的影响，以及食品的生产方法，并往往根据他们对有关国家的食品质素及卫生情况的看法，把国家分等级。有关看法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多种产品安全引起公众恐慌，如在美国加工的花生、在墨西哥种植的胡椒及蕃茄，以及在中国内地制造的宠物食品和奶粉等。这些产品安全问题不单对被回收产品构成影响，还很可能削弱消费者对大部分甚至所有在受影响国家生产的产品的信心。随着原产地标签规例于3月16日生效，中国出口商越来越需要推广“中国制造”品牌产品的质素及对健康的益处，同时尽量防止食品恐慌再次爆发，以免美国消费者对中国产品产生负面看法。
环境委员会支持分阶段取缔白炽灯泡
欧委会表示，消费者若使用低能耗灯泡，每年可节省电费及大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据估计，每户每年可节省25至50欧元。欧委会预期每年可节省约40万亿瓦时（terawatt-hours）电力，减少约1,500万公吨二氧化碳排放。
第2005/32/EC号指令是关于耗能产品环保设计的大纲指令，旨在协调欧盟区内的有关指令，以免环境规例成为区内贸易的障碍。欧委会在环保设计监管委员会协助下，可就个别产品及相关环境事项（例如耗能、废料生成、耗水）制订执行措施。欧委会亦可设定产品（例如电子消费品、家用电器）的最低能源效益及效能要求。
多名欧洲议会议员提出决议，反对欧委会的议案，认为像灯泡之类的产品不应通过监管委员会程序来取缔，欧委会根据《耗能产品指令》引入全面的禁制，其作为已超越权限。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以44对14票否决该项决议，通过欧委会分阶段取缔白炽灯泡的议案。
预料未来数月欧委会将通过多项《耗能产品指令》下的措施，涉及多类产品，其中包括干衣机、吸尘机和电热器具等。根据环保设计监管委员会2009至2011年工作计划，未来3年将优先对下列产品进行研究及制订执行措施：
·空气调节及通风系统；
·电能及使用化石燃料的加热设备；
·食物调制设备；
·工业和实验室熔炉及焗炉；
·机床；
·网络、数据处理及数据储存设备；
·冷藏及冷冻设备；
·音像设备；
·变压器；
·用水设备。
若欧委会上述议案没有遭到反对，分阶段取缔白炽灯泡的执行措施将于《官方公报》刊登，20天后生效。
当青竹遇上计算机：科力达的科技之路
科力达环保服务有限公司代理多个海外环保专利，为办公室、家居和城市环境提供各种环保设备和解决方案。该公司早前代理美国的一款空气制水机，在去年10月的“国际环保博览”中备受青睐，展后即与意大利、土耳其和内地的买家达成合作意向。新产品“竹电脑”系列，外壳运用竹子等环保物料制成，古朴大方，耗电量更比传统电脑低五倍，在去年12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及设计博览”上亦吸引不少买家垂询。科力达环保服务有限公司市场拓展经理李健强接受《香港贸发局周讯》访问时，说出他们对科技商业化的心得。
贸： 很多人认为香港的科研实力与外国相距甚远，甚至比不上台湾和内地。你认为外国公司为什么会找香港企业做代理？
李： 事实上，香港的公司，无论是制造商还是科技代理，在产品研发之上的参与性很高，在科技商业化方面经验十分丰富。我们会为专利持有人做很多资料分析，在产品的功能、外观和定价等方面提出专业意见。这令产品进入市场时毋须兜圈，可直接满足客户和消费者的需要。专利持有人也是看中我们的策略和实力，才放心将产品交给我们代理。
其实香港地理位置优越，有很多国际化的展览和多元化的推广渠道，可以网罗本地和海外的买家，海外公司利用香港推广科技产品亦很有利。
贸： 当中有否遇到困难？科力达如何克服？
李： 科力达毕竟是中小型企业，资源有限，未必即时赢得外国公司的信任。我们亦试过花了很多工夫做建议书，但最后还是拿不到代理权。于是我们尝试与香港贸易发展局、环保促进会等公营机构合作，借助他们的平台接触海外企业，借此争取外国公司对我们的信任。
贸： 争取海外代理权与自己研发有什么不同？
李：争取海外代理权的产品，一定是在其他市场测试过、卖得好的产品。这些产品一般都有一定知名度，推广较容易。问题在于你能否拿到代理权，以及根据代理合约你能赚到多少。
自己研发的产品，研发、推广都从零做起，前期投入比较大。但好处是风险可以由自己控制。因为在前期设计的时候，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市场去做一些贴身设计，例如我们的竹电脑，就是针对我们所了解的本地和海外客户的要求而设计，综合绿色和节能的元素，推广策略也会更专注于这些客户的诉求。
贸： 参加创新科技及设计博览对贵公司是否有帮助？未来有什么推广策略？
李： 对于中小型科技企业而言，参加展览时间短、成本低、曝光率高，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推广策略。另外，我还准备试用香港贸发局的网上平台，延长推广时间，希望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中国：投资海外资源机不可失
2月以来，中国对海外资源的投资骤然提速。已经宣布的投资包括：中铝向力拓增资195亿美元，将整体持股比例增至18％，并获得力拓集团有关铁矿、铜矿与铝资产的部分股权。中国五矿集团计划斥资17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OZ矿业公司的全部股份。OZ是澳大利亚第二大锌矿公司，也是铜与黄金的主要供应商之一。根据英国《金融时报》
应该如何看待2009年初中资企业重拳出击海外资源业呢？笔者认为，总体上而言，这是一种值得赞赏的现象。次贷危机的深化与扩展为中国资源业企业的海外并购提供了难得的“时间之窗”。利用这一时机，以合理价格取得海外资源供应商股份，有利于对冲未来资源价格上涨的宏观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平滑未来的资源进口价格，从而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展开收购的中资企业而言，在市场低迷时期，以较低成本向产业链上端拓展有望在市场转暖后带来丰厚利润。不过，中国企业在进行并购之前，也应充分考虑成本收益是否合理和未来公司的整合难度。
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已经导致发达经济体集体步入衰退，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严重减速。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需求骤然下降，以及短期内作为主要计价货币的美元走强，共同导致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从2008年第4季度起持续下跌。国际原油价格已由2008年7月的每桶超过140美元暴降至当前的每桶40美元以下，铁矿石、铜材、铝土矿等资源价格也大幅下跌。对那些对进口资源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而言，这提供了难得的以低价构筑资源储备的机会。例如，尽管美国在次贷危机中损失惨重，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仍在大举囤油。2008年12月，美国原油进口量由11月的2.62亿桶上升至3.20亿桶。截止2009年2月中旬，美国的石油战略储备已经超过7亿桶，而商品原油库存已经达到3.5亿桶。相比之下，2009年1月中国的原油、成品油、铜及铜材、铁矿石、天然橡胶的进口量均出现大幅下降，这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今年1月份中国能源与大宗商品进口量下降，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企业的去库存化有关。很多中国企业在去年资源价格高企之际大举进口以规避价格继续上升之风险，在国内需求下降、资源价格暴跌之后，不得不痛苦地消化库存。然而，从长远来看，尽管资源价格暴跌造成了存货价值亏损，但资源价格暴跌也为中国企业在长期内降低资源成本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中国政策性银行提供的资金支持下，中国企业在2009年年初的大举出击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人依然质疑中国企业进行海外资源并购的时机——考虑到资源价格仍有下跌空间，目前出击可能为时尚早：中铝第一次收购力拓股份即属此例。对此，笔者的看法恰好相反。目前正是中国企业进行海外资源并购的时间之窗，这个窗口不会永远敞开。
目前，美国政府动用了极其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进行救市。即使不考虑奥巴马政府7870亿美元救市计划，2009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也将达到创纪录的1.2万亿美元。2009年美国政府将至少发行2万亿美元国债。此外，自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以来，美联储的总资产已经由8000亿美元左右膨胀至2.5万亿美元左右，其中增长的主要是货币与信贷。一旦投资者开始对美国国债的市场价值和美元汇率失去信心，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将陡然上升，美国国内可能出现恶性通胀，而美元也将大幅贬值。计价货币大幅贬值的影响将会超过需求下降的影响，从而推动全球资源价格上涨。而伴随着全球资源价格重新上涨，大量的投机性资金可能再次进入期货市场，再度把全球资源价格炒出新高。这幅前景并非痴人说梦——最早可能出现在2009年下半年。因此，目前的时机可谓转瞬即逝。如果以价格可能继续下降为由继续观望，可能再度错失机会。
当然，目前进行海外资源投资并非没有风险。中铝对力拓的增资便可能遭遇来自董事会、股东以及澳大利亚政府的不同意见，毕竟资源业通常被一国视为战略性行业。中国与俄罗斯、巴西的贷款换石油协议，也仅仅敲定了资源数量而没有锁定资源价格，从而无法对冲未来资源价格上涨风险。换句话说，只能保证供应量而不能保证成本。
此外，在进行兼并收购之前，中资企业的尽职调查一定要做到位。对资源潜在储量的估算、对目标企业或有债务或潜在风险的调查、对目标企业文化、董事会、管理层与工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东道国政府的支持力度等，均应有充分的准备。在此基础上，中资企业才能制订合理的收购价格。否则，便可能出现高代价却无功而返的结局——上汽收购双龙便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前车之鉴。
中国城建投资“国退民进”？
受世行邀请，笔者近期参与了在重庆举办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研讨会。世界银行集团独立评估局及高级副行长托马斯表示，以地方政府控股的城投集团作为运作平台，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基础设施融资模式，但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之下，也是中国城投集团模式（以下简称城投）做出必要改进的时机。笔者很认同托马斯这一看法，城投这个政府市场的结合体，尽管极大的推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且今有勇进之势，但这种发展模式是到了反思的时刻了。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各地方政府要大力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但缺钱。根据中国当时的《预算法》（包括现在），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债券。不能直接从市场借贷，地方政府就组建城投公司，将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到公司化的操作模式之中。应运而生的城投是政府和市场的“结合体”，兼具政府和市场的功能。按照财政部科研所刘尚希的说法，城投是脚在市场，脑袋在政府。
在发展为要的大旗下，城投的扩张既迎合了地方领导人的政绩需要，又提供了权力寻租空间，发展势头迅猛。在过去的30年里，1994年之前城市建设的变化并不大，后来才慢慢受到重视并加速。目前，全国有360家左右的城投公司。
但这里面存在很多问题，造成很多财政的债务包袱。尤其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之下，中国地方政府的市场借贷受到严峻的考验。不管是从地方政府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公民呼吁政府财政透明度的要求来看，都需要城投操作加大透明度。而厘清城投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更是事关政企分开的关键问题。
城市基础设施具有极强的公共性和服务性特征，一般由政府提供。但要厘清一个问题，提供不意味着生产。但在过去的城市化中，公共物品几乎都由地方政府组织人马大搞生产，而城投公司就是政府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得力“马仔”。
在城市化刚启动的时候，民间也没多少钱，那时靠政府推动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民间拥有大量财富的时候，民间资本也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性投资。但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社会资本想参与却难于参与，也不敢轻易的与政府竞争。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很多城建项目属于封闭式运作，极度缺乏透明度。在一个缺乏信息透明的项目过程，很难想象能有任何公正的市场竞争出现。在城建设施项目上，正是地方政府近水楼台先得月，基本也就拥有了定价权，但这个过程中，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远未能发挥。
在此次研讨会上，刘尚希认为需要重新考量城投的定位。其一是功能定位。城投到底是政府另外一个“钱袋子”，为政府融资，抑或投资、建设，还是经营、代理等功能。二是法律定位，城投与政府的责权关系纠缠不清，需要厘清；三是管理定位，是纳入公共管理，还是市场监管。
笔者以为，厘清城投定位的过程，其实也是对政府职能重新认识的过程。在中国特殊的转轨时期，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兼具至少三重角色，一是社会管理者，二是市场管制者，三是企业所有者。第三种角色很隐蔽，其目标很大部分就是由城投完成的。这种权责不明，公私不明，定位不清不楚，为贪污腐败、权钱交易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在地方政府的角色扮演上，应当坚决的要求，政府从企业所有者的角色退出。基础设施完全可以部分交由私营企业去生产，也可以由非政府组织完成，而政府在此过程最重要的职能则是授权和监督。
而国外城建的经验也是如此，加大私人投资基本就是共识。要拓展民间融资渠道，让更多的民营资本参与到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中来，比较通行的方式是BOT（即指政府授予私营企业以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的公用基础设施，并准许收费，特许权期限届满，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BOO（build—own—operate，即建设—拥有—经营。项目一旦建成，项目公司对其拥有所有权，当地政府只是购买项目服务）等方式。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早在1996年就成立了BOT专家组，为在中东欧的项目提供融资技术支持。中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对资本有着很大的需求。在民间资本日益丰裕的现实情况下，采用私人融资不仅是一种短期的政策选择，更应当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
引入私人资本的好处很明显，不仅能够分摊政府风险，而且也将有力的促使政府部门权责明晰。政府逐渐退出一线的生产性领域，减少与民争利，既达到了多样化生产效果分摊风险，而又符合中国政府近年来向着服务性政府目标的实现。
而风险并非只是一个经济概念，在中国特色的转型之路上，这种模式潜藏着政治风险。快速城市化以来，最重要的两项资源在中国正不断的资本化。其一是土地，这一点被很多学者所分析，不再赘言。其二就是政府信誉的资本化。政府借钱抵押的就是政府的信誉。信誉对个人企业来说是一种资源，对于政府而言更是一项巨大的无形资产。而在过去的发展道路上，中国地方政府把信誉资本化挥洒得淋漓尽致。城市化中的收益，大都进入了地方政府的口袋，而其中制造的诸多风险，却直接转嫁给了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有着极大的收益，却不必承担什么风险，所以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化有着无穷的兴趣。但地方政府的这种激进做法，日益消耗着政府的信誉度。要改变这种风险收益极不对称的现实，涉及到中国纵向权力分配。这需要中国日益调整纵向财权、事权的分配机制。
而要避免地方政府过度的消耗信誉度，除了中央政府的有意引导外，还要力促有效的公众参与。而公众参与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提高透明度。只有城投提高透明度才能谈得上公众参与。令人遗憾的是，很多地方政府的公共项目，从一开始都没有公民的参与。
有学者曾呼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彻底消解公司化模式。发达国家地方政府小，基础设施也相对完善。而处于转轨期的中国，离不开政府的推动力量，完全走小政府模式似不现实。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似乎又将掀起新一轮基础建设浪潮。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也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决策。无论如何，严峻的社会现实，已经需要中国政府在避免与民争利的同时，还要还权于民。
“两轮驱动”2.69万亿信贷井喷
大行携大项目步入“幸福时光”
2.69万亿！这是今年1至2月份，人民币各项贷款的增量，同比多增1.64万亿元，与全球其他国家信贷紧缩形成鲜明对比。
今年1至2月份，人民币各项贷款的增量为2.69万亿元，存款增量为3.16万亿元；据此可知，增量存贷比达到85%，银行业的资金运用体现出明显的“早投放、早收益”特征。
2月份人民币信贷继续高增长，“春节因素并不是主要原因，而票据融资和中长期贷款双双快速增加则是主要驱动力”。
在“双轮驱动”2.69万亿信贷的阵营中，五家大型银行(工、农、中、建、交)担当绝对主力。3月12日，农业银行表示，今年前两个月，该行本外币各项贷款比年初增加2810亿元，同比多增1593亿元。
而一家东部经济大省的数据显示，2月份，五大行的新增贷款份额高达70%；今年前两个月，该省五家大行已超额完成全年的贷款新增计划。
“今年上半年是国有银行的黄金时期，他们可以大展身手；股份制商业银行只能做陪衬，城商行、农信社更惨，只能拾遗补缺。”3月12日，一家股份制上市银行杭州分行副行长直言。
双轮驱动
2月信贷再创多项记录。
仇高擎表示，2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4.17 %，增幅比上月末高2.84 个百分点，同比增速再创近年新高；从新增贷款绝对额看，尽管比上月有所下降，但当月新增贷款仍然高达1.07万亿元，同比多增8266 亿元，创历史当月新高。
由此可见，推动上述工行一级分行信贷增长的是票据融资和对公贷款中的中长期贷款。而全国情况亦然。
央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月份，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1.03万亿元，同比多增7934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582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3678亿元；票据融资增加4870亿元。
“从对公贷款的情况看，虽然其中的中长期贷款占比稳定在46％左右、增量占比还有所下降，但对公中长期贷款的绝对增量相当高。”仇高擎表示，2月份这一数字为3678亿元，为近年当月的最高水平。
1－2月合计，对公中长期贷款新增8907亿元，比去年同期高出65％，“这说明我国保增长、拉内需的政策对投资、信贷的拉动作用已经比较充分地显现”。仇高擎续称。
值得注意的是，2月份票据融资增长4870亿元，虽比上月有所少增，但在对公新增贷款中的比重超过上月，达到47％，绝对额和增量占比继去年11月之后均再创近年新高。
多位银行和监管人士称，票据融资持续大幅增加，乃是银行和企业出于降低融资成本的考虑，更多的使用票据融资替代短期贷款。
其次，银行在保增长的同时，也需要保利润，必须做大资产规模，“而很多项目贷款在1月份集中投放，2月份的投放则相对平稳，略有下降，所以票据融资成为一些大型银行2月份的主攻方向”。3月12日，东部某省的银行监管官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