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透析】
“温州制造”何去何从？
巨一鞋业(Juyi Shoes)就是那种帮助中国从贫穷的农业国转变为全球制造业强国的创业型公司之一。1988年，李爱莲从亲戚手里借钱开办了一家工厂，用皮革下脚料作为材料制鞋。如今，这家公司由她的儿子打理，目前有3800名员工，每年为包括西班牙Zara在内的客户生产1000万双鞋。
李爱莲的许多邻里也有着类似的故事。巨一总部位于上海以南250公里处的温州市，活跃的当地企业家已经把这里变成了中国私营经济的领头羊。有人估计，温州拥有30万家小型企业。
不过关于巨一，有一点与温州粗俗的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名声并不相符。该公司办公楼有整整一层全部被用作颂扬中国共产党，并且在为共产党员准备的房间中，有一间挂着6幅威严的画像，依次是：马克思(Marx)、恩格斯(Engels)、列宁(Lenin)、斯大林(Stalin)、毛泽东、邓小平。
庆祝改革开放30年
近来，中国举行了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的活动。30年前，邓小平放松了对经济的管制，由此带来了长时间的高增长，使得数千万中国人脱离了贫困。音乐会、研讨会和演讲是此次庆祝活动的主要内容。
然而，此次周年纪念活动正值中国反思之际，人们正在思考，引人瞩目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而中国式的资本主义能否在深层矛盾中生存下来。短期来看，温州是全球经济健康与否及消费者需求强弱的一个有效的风向标。温州等出口中心的不景气，反映出其它地方消费者的沮丧。除此之外，温州企业家的命运，将是对中国能否从低成本制造过渡到更复杂经济结构的重大检验。
最直接的威胁来自于全球经济放缓——中国11月份出口下降的消息，昭示着前路的艰难。但疲软的经济也重新点燃了一场争论：仍然存在的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是否会扼杀企业家精神这一中国成功之根本。在30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被政党权力所主宰，这意味着融资往往是凭借着政治关系，而非商业头脑。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表示：“中国的金融体系还没有充分放开。大型私营公司越来越依赖政府，而规模较小的公司则因无力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而受到影响。”
温州证明了邓小平主政后资本主义是如何白手起家的。温州在国外几乎无人知晓，而在国内则是一个传奇——这可以从许多对它成功的解释中得到证明。有人说，三面环山的温州与世隔绝，温州企业在中国政府还不赞成资本主义的时候就开始发展了。
也有人说，毛泽东不同意把重要的国企放在这个地区，因为与台湾隔海相对的地理位置使它容易被攻击，这意味着温州只能创建自己的经济基础。温州的地平线上点缀着带有红十字标志的教堂，似乎在暗示着温州商业文化起源于新教个人主义形式的理论。
温州人创业
不管原因是什么，温州的工厂已成为全球轻工业中的一支生力军。对于任何使用打火机的人来说，有70%的打火机是温州制造的。电灯开关、拉链，甚至成人玩具的情况也差不多。温州附近的城镇都是门枢、插头、胸罩、袜子和领带的主要生产地。
精明企业家的故事还有很多。南存辉以前是修鞋的，直到他和几个朋友开始在晚上用零件制造电灯开关。从那开始，他逐步建立了中国最大的电力设备公司正泰(Chint)，年销售额23亿美元。（早期和他一起创业的一位朋友离开后，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德力西(Delixi)，该公司现在是中国第二大电力设备公司。）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Wenzhou Universitys City College)的教授谢健表示：“有趣的是，正泰及其它公司的企业家都是农民出身，并且全凭自己的努力有了现在的成就。”他辩称，制造业的成功往往不是中国政府的功劳。“企业总是要先于政府一步。”
温州私营部门也植根于当地的民间银行网络之中。许多工厂的起步都用的是亲戚和家里的朋友从地下钱庄筹集到的钱，这种地下钱庄存在于法律上的灰色地带，它被默许存在，但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批准。这种轻工业和大家庭小额金融的结合物，在中国其它地方也可以找到规模较小的版本，不过它通常被称之为“温州模式”。然而，这种模式目前正面临压力。随着出口逐渐下降，低成本制造业公司尤其感到手头拮据。
经济危机冲击波
要想准确描述温州产业目前发生的情况十分困难——有关企业或地下钱庄破产的报道非常少，这与位于中国南部广东省出口中心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表示，温州大约20%的中小企业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而今年的出口下滑了15%。
正泰副总裁林可夫表示：“我们今年的业绩实际上很好，但危机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温州双屿镇狭窄的街道上，曾经充斥着小制鞋作坊发出的嘈杂声，而如今，经济放缓的迹象清晰可见——一些厂房关了门，另一些则有着大量的存货。Dilun Shoes的老板叶咏林（音译）表示，大多数工厂已经不得不减产。他说：“如果你是一家小公司，并且与客户没有定期合同，或者在质量、品牌方面没有一些优势，此刻你会损失惨重。”
不过，品牌建设和技术投资需要钱，这也是温州制造业不景气，与围绕中国经济改革的未来这一最大论战之间的交点。
民间融资的难题
尽管民间融资的温州模式对于初创企业很管用，但在把公司推向下一个阶段时并不奏效。非正规市场不仅贷款规模往往较小，同时利率也很高——借款者一年可能会支付高达40%至50%的利息。
中国的正规金融由国家主宰。大部分信贷由国内主要商业银行提供，主要面向的是其它国有企业。因此，随着私营企业发展壮大，需要更多的资金或土地时，一些企业觉得有必要向各种各样的共产党权力分支靠拢。
过去10年，温州已因此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献媚行为”：企业寻找官方的“靠山”，而担心出现新权力基础的共产党则寻求渗入私营部门。对共产党的效忠和巨一鞋业挂着的斯大林就是例子，而正泰则自夸是第一家建立党支部的温州企业，尽管其创始人南存辉尚未入党。去年，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温州企业已建立了3400个党支部。
与政府结成亲密关系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桩好买卖——美国企业高管房间内摆放的与现任总统握手的合影就是明证。但对于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教授黄亚生(Yasheng Huang)来说，这是政党权力抑制企业家本能这一广泛趋势的组成部分。他也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这本新书的作者。他表示，问题不在于与高层领导人的合影，而在于企业家要想得到政治庇护，就必须要参与的那些幕后交易。
企业家精神
黄亚生表示，过去30年，中国还没有从政府控制逐步过渡到资本主义。相反，企业家精神的真正繁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对农村地区的控制有所放松。但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重新主张对新生的私营部门加强控制，同时更多地侧重于政府主导下的城市投资。他指出，私营企业融资困难可能会导致生产率下降，进而损害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
他表示：“温州目前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在于这些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现代化改造。今天的中国就像是寡头版的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可能变成建立在系统性腐败和纯粹的政治权力基础上的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
黄亚生的理论不乏批评者，他们指出，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等政策，大大鼓舞了私营部门。但这本书问世之时，正值中国国内激辩金融业自由化的问题——其中包括将地下钱庄合法化的试探性建议。
该建议遭到了一些大型国有银行的反对，它们担心这会加剧竞争；同时一些官员也表示反对，他们担心这可能导致新银行贷款的急剧膨胀。同时，在政府让出更多金融控制权方面，也存在出于意识形态原因的反对意见。但支持者表示，通过向经营良好的小型企业提供更多、更廉价的信贷，可以在关键时刻为经济注入强心剂。
周德文表示：“政府能做的有利于经济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让地下钱庄合法化。”
近来，中国领导者恰当地夸耀了过去30年所取得的经济成果。不过，如果他们打算维持这种增长纪录，将面临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他们还希望继续控制多少个经济“制高点”？
2009：深度下滑的中国经济
2008年，在外部环境恶化、国内结构性政策调整以及经济内在周期的三重压力下，中国“出口——投资导向型增长模式”的内在矛盾全面激化，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出现逆转，宏观经济急转直下，出现“冰火两重天”的急剧变化，中国宏观经济开始步入深度下滑的下行区间。2009年，由于世界经济周期与中国经济周期、实体投资调整周期与金融资本调整周期、结构转型力量与周期性调整力量、房地产调整周期与制造业调整周期等多重因素的叠加，结构联动性和刚性的约束，中国宏观经济将出现超预期深度下滑的局面。
我们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进行预测，即使考虑政府现有的各种强力刺激方案，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的内在矛盾只能被轻度缓和，不会改变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深度下滑的趋势。这集中体现在：
中国的GDP增速将跌破9%，“保八”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目标之一；潜在GDP缺口进一步扩大，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平衡进一步恶化，2009年三种方法测算的中国潜在GDP缺口分别为－6.531%、-4.0421%和-3.5738%，比2008年平均恶化了85.3%；失业水平将进一步扩大，2009年中国的失业规模将会接近3200万，调整后的失业率也将由2007年的7.1%攀升到9.3%左右。这将对中国带来极大的社会压力，并制约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
此外，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也将全面调整，“价格调整”取代“成交量调整”而成为2009年市场的主旋律，不同的调整模式将使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的幅度不同，预计2009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将下降10-20百分点，0增长的现象也可能出现。
2009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将双双大幅度下降，基础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将进一步凸现。预计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将分别下降7.5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能源生产和消费增长率将分别下降14和13个百分点。
而对中国当前经济影响巨大的出口和进口增速将双双持续回落，其中出口增速下滑更为剧烈，预计出口增速将下降6.9个百分点，进口增速下降6.1个百分点。这导致2009年贸易顺差较2008年少增加146亿美元。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为-5.5%。
在居民收入下滑、消费者信心下滑，消费增长的两大支点消失以及财富效应的反向作用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2009年消费将改变2008年名义与实际增速双增的局面，“消费拉动宏观”的现象将消失，预计消费实际增速将下降1-1.5%个百分点。
总需求各部分的联动性、产业的联动性、经济增长区域结构的脆弱性、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调整的不匹配性、资本市场调整与实体调整的同步性、房地产调整周期与一般产业调整周期的一致性以及世界经济周期与中国经济周期的叠加等深层次因素将使上述总量性的调整超出一般预期的水平。
分析中国经济深度下滑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全球经济环境和中国的现实问题找到答案。
首先，世界经济超预期的深度下滑将使中国宏观经济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出口面临的冲击将由2007-2008年度的成本冲击向2009年的需求冲击转变，这将导致中国出口增速的下降幅度大于进口增速的下降幅度，贸易顺差近5年首次出现负增长。
世界经济此番所面临的不是短期调整，而是深度的周期性下滑。“新技术扩散速度的递减”、“全球化红利的消失”以及“世界不平衡的逆转”等3大力量将使世界经济调整的幅度和周期超出预期。我们的研究被包括IMF、WB、OECD、ECB、UN等14家国际机构最近的预测调整所证实。各种机构将2008-2013年的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进行了调整，其中2008年平均下调了0.41个百分点，2009年则下调了0.92个百分点。在总多机构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将2009年的世界增速调为1%和1.6%。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2009年世界超预期深度下滑的可能。
世界经济超预期的深度下滑从总体而言，将对中国出口带来超预期的深度打击，使得中国外需下滑的幅度大大超过2008年的水平。
与一般感觉不一样的是，中国出口收入弹性很高，出口对于主要贸易国的国民收入增长较为敏感。欧洲、美国、日本三大经济板块的同步大幅度下滑将使中国的出口带来直接的深度冲击。有关研究表明，2009年欧洲和美国经济下滑所导致的中国出口将减少5.1%。
与2008年不同的是，2009年中国出口面临的冲击不是内部成本冲击，而是外部的需求冲击。2007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的放缓并不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物，因为在此期间美国进口需求并没有实质性下滑，中国对美国贸易的下滑主要是由于各种出口产品成本上升导致竞争力的下降。因此，2009年金融危机对于美国、欧洲、日本等板块的实体经济带来实际性冲击，其进口需求的下降才全面显现。而这种需求冲击，我们很难利用人民币升值减缓、出口退税率提高以及出口补贴等供给方刺激政策来缓和外需的下降。因此，从总量收入的角度，2009年世界经济的放缓对中国出口的冲击将远大于2008年的冲击。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世界经济深度下滑在本质上是世界不平衡模式走到尽头的必然产物，美国过度消费模式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过度储蓄与过度出口的模式的崩溃，中国出口将在中美经济的两极互动中出现结构性和总量性的同步下滑。根据分报告研究表明，近10年中国经济周期与美国经济周期是一个逐渐耦合（coupling）的过程，因此，从不平衡调整的周期角度来看，美国贸易逆差与中国贸易顺差的调整刚刚起步。
从内部考察，中国的总需求与总供给中所存在的结构联动性和结构刚性将使中国宏观经济下滑的幅度超过一般预期的水平。
中国总需求存在两大联动机制：一是“出口—投资联动机制”；二是“出口—收入—消费联动机制”。本课题组曾在2006与2007年度报告分析认为，中国宏观经济作用机制中，并不是单纯的投资推动了出口，更不是产能过剩导致了出口被动的增加，而是出口的增加导致出口收益的增加，进而导致投资的增加，而投资增长又在供给上给予出口的支持。因此出口与投资之间存在着联动关系。
2008年，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下滑4.7个百分点，2009年预计下滑6.9个百分点，必定会透过“出口预期”和“滞后效应”对2009年投资带来巨大冲击。对于“出口收入-消费联动机制”而言，它主要体现在外向型经济的大幅度下滑将导致大量企业利润的下滑，导致工人失业和工资水平的下滑。由于中国大量农民工在外向型部门就业，出口的下滑对于该群体的收入影响最为明显，而该群体的收入边际消费倾向最高。因此，出口的下滑将带来消费明显的变化。
在总供给中存在重工业供给刚性的问题，即由于重工业有大量的资产专用性投资和较高的设备维持成本，这些行业并不能根据外需的变化而进行灵活的调整。由于本轮经济增长以重工业投资为核心，因此2009年所面临的产能过剩的问题将比以服务业驱动或轻工业驱动型经济严重得多。
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结构特性决定了其难以为继，未来中西部地区所面临财务约束和投资失误等问题将使中国经济增长失去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撑点。
过去一年，中国宏观经济增长仍能在大环境急转直下之时，达到9.6%的增长速度，其关键在于中部区域和部分西部区域保持了强劲增长的趋势。中西部之所以能够在近年来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主要原因在于：1）在财政收入激增的推动下，中西部各地政府上马了很多项目工程，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迅速；2）在东部产业成本激增的情况下，很多外向型低端产业开始向中西部进行梯度转移；3）在资源价格攀升的情况，资源型开发生产大规模增加。2007年中西部的名义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1%，超过东部接近3个百分点。2008年上半年，全国平均增长速度为10.4%，其中东部仅为8%，而中部六省市达到了13.3%。如果深入分析中西部高增长的特性我们发现，中西部增长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型增长，其中70%是依靠投资拉动的。2008年前三季度，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投资分别增长22.7%、35.4%和29.5%，中西部投资增速明显快于东部。与此同时，中部的消费比重却从2003年起每年以0.2个百分点下降。
而在未来一年，中国中西部这种严重投资依赖型经济增长将面临以下严峻的考验：因房地产价格下跌、资源价格下落、土地出让规模急剧下滑，中西部地区的财政问题将大规模显现，现有各种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面临资金枯竭的问题；外向型经济的转移在出口大幅度下降的过程中将面临深度打击，由于这些新建项目没有任何抗风险能力，其下滑的状况将比东部更为严峻；大规模的中西部农民工返流，将使这些区域的收入大幅度下降，消费将进一步下滑。
因此，2009年中西部不可能维持2008年高速增长的局面，它将出现比东部更为严峻的深度下滑。
此外，中国名义消费增速和实际消费增速“双提升”的局面将在2009年消失。在收入下滑、消费信心收缩以及消费支柱消失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消费增速的回落将成定局。
2008年由于实际消费增长的提升达到4个百分点，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超过60%，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过度下滑的核心力量。但是，到2009年这个支撑中国经济增速的核心力量可能出现逆转的情况。其主要原因体现在：
第一、在经济进入下行区间，消费者信心大幅度下滑，消费者将进行行为模式的调整。在2006-2007年，消费者持续高位，但在2008年1月开始进入持续下滑区间，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未来经济形势的担忧。
第二、萧条时期的收入增长难以支撑消费的高速增长。从经济史研究表明，在任何经济萧条时期，居民的收入增速都会大幅度下降，据统计，2008年，中国城镇家庭的实际收入增速开始进入一个缓慢下滑区间，农村现金收入增速虽然处于提速阶段，但是大规模的中小企业倒闭、农民工失业、未来农产品价格的下滑都将遏制这个趋势。当然，正如本团队2008年中期和2007年4季度报告分析的那样，目前收入分配的总体格局并不支持消费持续上涨。2008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依然在11-12%区间徘徊。另外，由于本次经济下滑主要体现在外向型经济和劳动力密集的低端产业，因此对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打击最大，从而加重对2009年消费增速的打击。
第三、中国本轮经济的两大消费支柱——汽车消费和居住类消费将在2009年出现大幅度下滑。居住类消费在2002-2007年是中国消费增长最为核心的因素之一，因为该时期是中国住房购买增速最高涨的时期，购买住房相应拉动了大规模的居住消费。但是，2008年1月以来房地产开始调整，到2009年房地产的成交量将大幅度下降，从而导致居住类消费大规模消失，呈现较高的负增长现象。另外，家庭购买轿车的浪潮在本轮经济高涨的时期已经达到顶峰。到2007年底中国城镇家庭百户拥有轿车量已达到6.06辆，到2008年三季度已达到8.67辆，超过同类收入水平国家百户拥有轿车量的高线。因此，在未来几年内，中国轿车消费增长将处于一个下滑区间。
第四、居民房产以及金融资产价格在2008年的巨幅缩水将在2009年产生强烈的财富效应，使消费下降。计量研究表明，中国自2002年以来，财富效应逐渐出现，虽然其系数较小，在2005-2008年期间，居民财富每减少10%，对消费支出的影响是2%。2008-2009年，中国股票市场的缩水程度达到60%以上，股票市值减少13万亿，与此同时房地产价值预计缩水15%左右，使居民总财富缩水在12-18%区间。这将意味着消费将由此减少2.4-3.6%的支出。
2009年，中国的房地产行业的大幅度调整将全面爆发，2008年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下滑和供给放量必然导致2009年房地产市场进行市场结构、投资规模以及成交价格得多重深度调整，该调整将进一步推动制造业投资增速的深度下跌，将使中国固定投资规模出现超预期的下降。
这一年，房地产面临“硬着陆”的风险也将加大。从资金面看，房地产资金的逆转将使房地产市场面临严重的流动性约束和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从而加速房产价格和营销模式的改变。从2007年12月开始，中国房地产市场由于开工面积扩大、土地储备大幅度增加以及开发成本激增等原因，应付款累计增速就开始提升了，而在2008年2月由于企业盈利增速放缓、银行信贷紧缩以及民间拆借成本上涨等因素资金来源增速开始下滑，到2008年3月，资金来源累计增速低于应付款累计增速，资金面开始恶化，并且这种状况持续扩张，资金来源累计增速与应付款累计增速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
房地产价格与房地产资金来源之间的动态变化的关系证明，房价提升将使资金来源越多，而房价下降将使资金来源紧缩，一旦中国房市价格下降的趋势形成，超过一定的临界点，那么资金来源将加速下滑。如果没有外部力量进行干预，到2009年初资金来源累计增速与应付款累计增速之间的缺口加速扩大必将使大部分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断裂。这种资金链的断裂就意味着中国房地产的“硬着陆”，意味着中国固定投资的21%将消失，25%的全社会贷款将成为不良贷款，1.4万亿左右的地方预算外财政收入将消失。虽然这种极端的景象不会发生，但是房地产将在2009年出现严重的资金短缺的问题是必然，而这势必会引起房地产投资能力的大幅度下降。
与房地产不景气局面相对应的是，在固定投资占比最大的制造业也必然在2009年出现严重的下滑。2008年6月开始，制造业出现供求逆转。而这种逆转很可能在房地产业的不景气、出口下滑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被进一步的放大，使全社会固定投资出现全面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