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现在是中国世纪 美国应放弃遏制中国
诺奖得主：现在是中国世纪 美国应放弃遏制中国
来源：澎湃
【编者按】
近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名利场》（Vanity Fair）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世纪》（Chinese Century）的文章，引来许多关注与争议。斯蒂格利茨在文中认为，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开始承担全球责任时，遭到了来自美国为首的“旧俱乐部”的斜眼旁观，但是既然中美经济利益已然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美国应当正视这一事实，放弃以遏制为中心的对华外交政策，一道合作创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斯蒂格利茨（1943年-）曾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和首席经济师，他是新兴凯因斯经济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26岁即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正教授，并于2001年因在信息经济学的上重大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以下为《中国的世纪》全文翻译。
当人们书写2014年的历史时，一个很少被人关注但很重要的事实是：2014年是美国能够宣称自己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最后一年。中国以第一的姿势进入了2015年，看起来还将保持很长一段时间，如果不是永远的话。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回到了那个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占有的位置。
比较不同经济体的GDP是困难的。技术委员会尽可能做出好的判断，试图估计所谓的“购买力平价”，这使得比较不同国家的收入成为可能。这些数字尽管不大可能精准，但它们提供了不同经济体的相对规模，这是一个好的基础。在2014年初，执行这一国际评估的“世界银行国际比较计划”（World Bank’s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给出了新的数字。（任务的复杂性在于20年间只有三分报告。）最新的评估发布于上个春天，与以往的评估相比，这份评估在某些方面更富有争议性，也更重要。新的数字显示，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且速度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快，在2014年年底之前就步入了轨道。
争议的根源会使很多美国人惊讶，这一根源显示了中国和美国的不同，把我们的某些态度投射在中国人身上是有危险的。美国人非常想当第一，我们享受这一地位。相反，中国就没那么热切。根据一些报道，中国参与者甚至威胁要离开技术讨论。中国不想当出头鸟，因为当第一随之而来会有损失。这意味着要花更多钱去支持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要在气候变化这样的议题上担任更多的领导角色，这会是很大的压力。还会促使普通的中国人想知道是否更多的国家财富花在了民生上面。中国还有一个很大的担忧是：从心理上，它完全理解美国对当第一的先入之见，并深深地担忧美国失去这一地位后的行为。
当然在很多方面—比如出口和居民储蓄—中国早就超过了美国。中国的储蓄和投资占到GDP的近50%，中国人担心储蓄的部分过多了，就像美国人担心太少了。在其他领域，如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过去的几年间就赶上了美国。在专利授予方面，中国还落后于美国，但差距也正在缩小。
美国有竞争力的领域都是我们不想注意到的那些领域。两国有相当的不平等程度。（我们的不平等程度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中国死刑的人数上超过了美国，但是在囚犯占总人口的比例上，美国遥遥领先（每10万人中就有700人在监狱）。200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国，这是从总量来计算的，摊到每个人头上，我们依然是世界领先。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力量，花在军事武装上的钱，比后面的前十名国家加起来都多（尽管我们对军事力量的运用不总是那么明智）。但是美国力量的根基更多是“软实力”（其中大部分是经济影响力），而不是军事力量。这是我们应当铭记的关键一点。
全球经济实力的结构性转变从前显然也发生过，因此我们的结果也略知一二。就在两百年前，拿破仑战争之后，大不列颠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大英帝国覆盖四分之一个地球；它的货币—英镑—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就像黄金一样坚挺可靠。英国还时常会和盟友协同一致，强行施加它自己的贸易规则。例如，英国会排斥进口印度的纺织物，而强迫印度购买英国的织物。大英帝国及其盟友还会强制中国为其鸦片放开市场，特别地，当中国了解了鸦片的毁灭性后果，想要关闭边境口岸时，联军还两次发动战争以确保鸦片的自由贸易。
英国的主宰地位持续了近一百年，即使19世纪70年代在经济上其实已经被美国超越之后，还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其间总会有个时间差（美国和中国之间也会有）。转折性的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在美国的帮助下才赢了德国。一战后，英国自愿放弃了自己的主导地位，美国不情愿地承担起了它潜在的新责任。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尽其所能建立了一个战后世界，以减少引发另一场世界级冲突的可能，然而偏安国内的孤立主义使得美国从未加入国际联盟(1920-1946年，联合国成立前的国际组织)。在经济领域，美国也是我行我素—它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s），结束了全球贸易繁荣的一个时代。大不列颠依然保持着帝国的模样，但英镑渐渐让位给了美元：最后，经济现实起了决定性作用。众多美国公司成了全球化的企业，而美国文化明显占据了优势地位。
二战是接下来的决定性事件。大不列颠在战争中收到重创，几乎失去了所有殖民地。这一次，美国主动承担起了领导职责。它在创建联合国和设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过程中都是扮演核心角色，为全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奠定了基础。然而过程并不平坦。美国并未创制一种原本可以大大有益于世界经济稳定的全球储备货币，而是优先考虑了短期的自我利益，愚蠢地认为把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就能有利可图。美元的地位是件好坏掺半的事：在别国需要美元放入储备时，它让美国可以以低利率借贷，与此同时，美元可以（高于应有价值的）增值，制造或加剧了贸易逆差，并使经济疲软。
二战之后的四十五年里，全球政治被美国和苏联两大超级强权主宰，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愿景—如何组织管理经济和社会，以及政治和经济权利的相对重要性。最后，苏联体制失败了，部分是因为内部的腐败，像其他事物一样未经民主程序的检阅。苏联的军事力量曾强大得令人害怕，而它的软实力却越来越成为笑话。于是，世界就这样被单一超级大国主宰，而这个强势国家还在持续不断大举投资军事。也就是说，美国不仅是个军事强国，也是经济强国。
美国犯了两个关键的错误，一是，它断定自己的胜利代表着所有人的胜利。但对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贫困、以及以及左翼长时间以来所争取的经济权利依旧是首要问题。二是，从柏林墙倒塌到雷曼兄弟破产这段时期内，美国利用其单边统治追求自己狭隘的经济利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那些跨国公司和大银行的经济利益，而不是去建立一个新的、更稳定的世界秩序。美国在1994年推进了世贸组织这一贸易制度，此制度是如此的不公平，以至于五年之后建立另一个贸易协定的时候，其前景导致了西雅图的一场骚乱。说到自由与公平贸易，在为其富裕农场主坚持农业补贴的利益时，又显示出美国的伪善和自私。
美国政府从来都没有全面认识到这些短视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本意是要强化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势地位，但长期来看却适得其反。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东亚危机期间，亚洲多个经济体陷入衰退和萧条，日本启动宫泽计划，慷慨豪掷千亿美金助力亚洲经济发展，而美国财长却尽力削弱宫泽计划带来的影响。当时，美国对亚洲各国采取财政紧缩和高利率的财政政策，未给困境中的各亚洲银行提供任何纾困贷款，这样的财政政策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美国自身的财政政策完全相反。如今，东亚危机已经过去了15年，但提起东亚危机时候美国的做法，亚洲各政府仍是一片指责之声。
如今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体，为什么我们需要担心？在某种层面上，其实并不必担忧。世界经济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这种博弈中，中国增长的同时是我们自己的损耗。事实上，中国的增长与我们是互补的。中国快速增长，将会买更多的我们的商品，带来繁荣。只询问那些因为中国而失去制造业工作的工人，就不断宣扬，这其中多少有些夸张。而这一现实跟我们自己的国内经济政策有关，就像在其他国家那样。
在另一层面上，中国成为最顶尖经济体确实是件大事，我们确需注意其影响。
首先，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美国真正的优势在于软实力，包括美国向其他国家做出的表率及其经济政治观念的影响。中国崛起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其政治和经济的杰出模式以及独特的软实力形式因此备受关注。同时，中国的崛起也让全世界再次严苛地打量美国模式。美国模式很大程度上都并非由美国人传递给世界的。如果将通货膨胀计算在内，美国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并不如25年前，贫困人口的比例也有所上升。虽然在中国，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也非常显著，但中国的大多数人都能或多或少地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在美国的中产阶级收入不再增长的这个时期，中国帮助五亿人脱贫。如果美国的经济模式无法使大多数的美国人获益，那这样的经济模式也无法获得他国效仿。美国应该将中国的崛起当作警示的信号，以此为契机开始推进自身的改革。
其次，如果我们在世界经济就是零和博弈这一意识形态下看待中国的崛起并采取行动，益己而损人，这将会进一步伤害我们自己的软实力。这绝对是一种错误的警醒。如果我们将中国的所得看做美国的花费，那我们就将争取遏制政策，采取遏制中国影响的计划。这些行动最终将被证明是无效的，并且会破坏美国在领导者位置上的自信心。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在不断地掉入这一陷阱。想想所谓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一个意在连接美国、日美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却排除了中国—的自由贸易协议。它被很多人看作是以损伤中美关系为代价，来加强美国与某些亚洲国家关系的一条道路。亚洲供应链是大规模且动态的，在不同的制造层级上，货物流转于不同国家之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似乎就是想要把中国从这条供应链上切割出去。
又如：美国斜眼打量中国在某些领域开始承担全球责任的努力。在现有的国际机构中，中国想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实际上，美国国会说，旧俱乐部的成员不喜欢活跃的新人：他们可以继续坐在后座，但不能有与他们在国际经济中相称的投票权。当其他G20国家赞同国际经济组织的领导地位应该由贡献而非国籍决定时，美国坚持认为旧有的秩序已经够好了，比如，世界银行应该继续由美国人当头。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在联合国大会主席任命的国际专家委员会（我在其中担任主席）的支持下，中国、法国与其他国家一道，呼吁创建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以完成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所开始的工作，美国则封锁了这种努力。
最后一个例子：通过新建的多边机构，中国致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援助，在这些机构中，中国将会有一个更大的，也许是占主导地位的角色，而美国试图阻止这种努力。人们广泛地认识到，投资基础设施需求数万亿美元，这已经远远超出世界银行和现有的多边机构的能力。对于世界银行，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更为包容的管理机制，同时也需要更多的资本。而在这两方面，美国国会已经说不。同时，中国试图创立亚洲基础建设基金（Asian Infrastructure Fund），同亚洲地区其他多个国家一道建设。美国则摆弄武力，因而那些国家不愿参加。
美国正面临着真正的外交政策挑战，它们非常棘手：好战的伊斯兰分子；巴勒斯坦的冲突，到今天已经70年；气势汹汹的俄罗斯，坚持要求至少对其领居主张权力；核扩散的持续威胁。我们需要中国的合作，以解决—如果不是全部—这些困难。
当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时，我们要珍视这一时刻，将我们的外交政策中心转移出来，远离遏制。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利益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出现一个稳定的、运行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对两方都有好处。鉴于历史的记忆和她本身的尊严，中国无法接受现有的全球体系，因为它的规则是被西方所设定，由西方国家及企业受益，并反映西方的观点。不管我们是否喜欢，都必须合作，而我们应该希望能达成合作。同时，能保持美国软实力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解决其自身的体系之弊，亦即，经济和政治实践的衰败，坦率地说，它们过于倾向权贵。
一个新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正在形成，这是新经济现实的结果。我们不能改变这些经济现实。但是，如果我们以错误的方式作出回应，就会有反弹的风险，其后果是不正常的全球体系或全球秩序，这明显不是我们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