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拐点
“笨蛋，重要的是经济！”
据称，当年克林顿就是凭借这句广为流传的俏皮话赢得第一任竞选的。他的意思是说，不管你其他方面干得如何出色，只要经济不行，你就没有继续待在台上的理由。在此之前，克林顿的竞选对手老布什刚刚神话般地赢了海湾战争，炙手可热。至今，我仍然非常清楚地记得，海湾战争大捷之后老布什第一次光临国会的情形，两党议员夹道欢迎，掌声经久不息，可谓荣耀备至。但转瞬之间，老布什就输掉了那一场十拿九稳的竞选。显然老布什输在了经济。可见，年轻的克林顿对经济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奥妙是颇有心得的。
不过，对这句话理解最为深刻也贯彻得最为极端的恐怕是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出于某种无法言说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治理者一直奉高速经济增长为压倒一切的战略，至今仍未有放松的迹象，称之为“GDP挂帅”恐不过分。如此一路成功，以至于“GDP挂帅”变成了中国领袖阶层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然而，时移世易，曾经的金科玉律很有可能成为今天窒息中国社会的一剂毒药。
本书想要提醒人们，中国可能已极其接近一个大型的经济拐点。这个拐点是由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内部的结构裂变共同触发的。时至今日，仍然很少有人愿意相信中国神奇的经济永动机会力有不逮。中国政治领导人也仍然认为中国依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言下之意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仍然可以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此必须竭尽所能抓住机遇，让中国的高速增长尽可能维持得长一点。我非常愿意相信，仍然有太多的理由支持所谓“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但毫无疑问，反面的证据也正在加速云集。事实上，无须借助高深的理论（这往往靠不住），只需诉诸历史所呈现给人们的健康常识，我们就应当明了，经济波动、危机甚至萧条都是历史的常态。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我们见证了太多的经济奇迹，但这些奇迹无一不因为时间的消磨而铅华褪尽，甚至沦为笑柄。所谓奇迹，乃是因为其稀少，往往是由某种机缘巧合因而无法复制的历史缘由促成的。一旦时过境迁，奇迹也就烟消云散。任何事物都有其生命周期，这恐怕是比那些所谓规律更有强制性的自然法则。我以为，当今喧嚣不止的中国奇迹也很难自外于这一历史命运。在本书中，我将详细阐述中国奇迹的历史缘由，也详尽阐述创造中国奇迹那些历史条件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增长的蜜月正在接近终点，因时而变的战略转型当然也就迫在眉睫。
迄今为止，最悲观的预测来自北京大学的佩蒂斯，他在最近预测，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可能只有3%~3.5%。这个增长率对于深陷危机的西方国家而言，是值得艳羡的速度。对于1989年之后持续委靡20年之久的日本来说，这更是奢侈品。但对于中国，恐怕与大萧条无异。理由在于，中国有较上述国家远为严重的分配问题以及远为脆弱的政治及社会结构，无法吸纳经济波动带来的冲击。很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及社会结构都是建立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乐观假设之上的，对经济冲击的吸纳能力相当不堪。而由于“GDP挂帅”战略持续奏效，这种乐观的情景假设就变成了一种完全值得信赖的牢靠事实被接受下来。基于这样一种麻木不仁和战略苟且，中国在政治及社会方面，实质性的改革可谓咫尺未进。
不仅如此，人为地推动GDP增速，维持低成本循环，令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不道德剥夺的嫌疑。即为了维持低成本生产的竞争优势，不惜以行政权力剥夺广大社会成员的环境福利、教育福利、医疗福利，剥夺农民的土地利益，剥夺劳动者的工资福利。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所隐含的这种零和博弈色彩已经变得至为清晰。简言之，20世纪90年代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剥夺中国社会为代价的。也因此，本已相当孱弱的政治及社会结构在经济增长中被进一步削弱。其承受力在经济增长中变得越来越脆弱，而维持社会运转的政治结构也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以迄于今，即便未至极限，恐怕也离极限不远。
今天，规模日益巨大、手段越发暴戾的群体性事件，正是上述判断的有力证据。真可谓增长愈疾，社会愈衰。这不仅对中国今天的经济增长构成了一种讽刺，也同样是如日中天的中国模式出现拐点的一种强烈暗喻。这里面隐含的一个推论是，经济的高速增长非但已经不能为政治结构带来合法性，反而会带来负的合法性。经济增长与政治合法性的反向关系这个一直蛰伏于中国模式之中的魔兽，随着时间推移，已然狰狞毕现。
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战略并不仅仅是由于历史原因促成的，也有内部利益分配结构上的强大动力。由于少数分利集团在中国分配结构占有极不相称的比例，所以他们有最大的动力去推动经济增长。增速越高，他们获得的短期利益就越大。如果实在无法推动经济增长，他们就不惜剥夺弱势、刺激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固化的利益结构保证了这些分利集团在无论怎样糟糕的高速增长中都能赢得最大的短期利益并光速般地兑现。而环境恶化、资源枯竭、泡沫破灭、恶性通胀的代价却肯定要由那些在高速经济增长中所获极少甚至颗粒无收的其他社会成员埋单。这就是隐藏在中国高速增长战略之中的另外一种政治经济学动力。也因为这个原因，实力已经极其强大的分利集团，一直强有力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政策。一个最新的例证是，在通胀仍然高达6.5%，房地产及其他资产泡沫远未得到清理的时候，中国强大的分利集团就开始呼吁重新放松实质上仍然相当宽松的货币政策。他们的理由冠冕堂皇，紧缩政策已经窒息了中小企业（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拿中小企业说事了）。
事实上，窒息中小企业的，从来不是紧缩的货币政策，恰恰相反，正是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重创了中小企业。在中国整个经济结构中，中小企业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承载物，虽然解决了最大的就业问题，但却最为脆弱。对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的承受力极差，这几年不断攀升的通胀与膨大的资产泡沫，实际上大幅度抬高了中小企业的成本。而那些垄断与强势企业却凭借各种优势乘机大发横财，尽情狂欢。这才是中小企业日困一日的真相。显然，中小企业问题根本就不是放松货币政策可以解决的。如果听信那些肤浅且明显包藏私利的“专业”建议，重新放松货币政策，推动通胀进一步上升，就可能构成对中小企业最后一击，从而也构成对中国社会的最后一击。中小企业将以比现在快得多的速度大批量死亡。请注意，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险恶的陷阱。
当然，经济增长的下降对中国社会也会同样构成打击（这也是那些高擎增长大旗的分利集团不断挟持中国政策的重要理由），在这一点上，那些主张降低速度者可能过于乐观了。然经济之波动、衰退直至萧条，乃历史之常态，恐怕很难绕过去。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和技术官僚们再聪明、做得再好，也无法避免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我们已经相当逼近这一历史阶段。经济真的靠不住了。
如果经济注定要出现增速下降、衰退乃至萧条，那么解决之道就不再是人为地拔高经济增长速度，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及政治问题，而是尽快建立一个经得起衰退冲击的社会结构及政治结构，以免冲击突然从天而降之时，中国社会一片废墟。简言之，就是从现在开始，必须立即着手重建一个健康而强大的社会。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一直以经济增长取代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变革，现在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了，是为未来更加长久的经济增长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及政治基础的时候了。在这里，中国执政者的历史使命已经陡然切换。必须明确的是，任何实质性的社会重建，都必然涉及政治结构的某种变革。如果慑于风险，虚与委蛇、半心半意，那么更大的风险就可能更快地降临。重建社会，就是重建政治，就是重建社会、市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当今的主要问题，既然缘起于政府与强势企业（不仅仅是国有大企业）的合谋，缘起于这种合谋所带来的社会抑制和社会破坏，那么，重建社会的起点就应该从这里开始。既然社会破坏始于经济政治运行底线的不断沉陷，那么，重建经济、政治、社会运行的底线就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所谓底线，就是被当代文明所普遍承认的一系列最起码的权利和一系列最基本的禁止性准则。比如，工人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人民有合法自由表达的权利，农民有不受剥夺的权利，工商业运行不可以损害环境，政治不可以不受到监督，如此等等。回望人类历史那些进步，其实就是底线不断抬高的进步。对于底线不断沦陷的当今中国，重建底线，才有可能培育温和而善良的人民，也只有这样的人民，才能够在危机到来之时，与你站在一起。也只有这样的人民作为基础，我们才能够逐渐构建出良治的政府和优质的工商业。许多论者基于一种理性僭越和教科书式的肤浅，为中国提出了许多蓝图。但我深信，历史不是被规划的，而是各种力量博弈出来的。而历史是否进步的一个关键标尺，就在于其博弈规则是否在底线之上。在这个意义上，重建底线，就是重建历史的进步之路。
无疑，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具有高度风险的进程，但我相信，只要中国的执政者具有开创历史的强烈政治意愿，真诚地、持续不断地点滴推进，就终能汇成历史丰硕的成果。如果一个民族，在最基础的底线上都不能达成共识，那么，它就可能已经名存实亡了。
基于我对中国政治、社会及经济现实的理解，我比一般的经济悲观派有更加悲观的预测。在经济增长高达9.5%的时候，中国社会就已经频现乱象。我无法想象，如果遇到长期衰退，中国社会将是何种景象。在我的视域中，重建中国社会的历史议程已经相当急迫，我甚至怀疑，我们是否已经丧失了最后的可能。
或许，经济增长的前景并不如我们这些习惯性悲观派所描绘的那么黑暗，或许，在无限可能的未来，自会开启一道光明之门。然而，有担当的为政者，恐怕不能以最乐观的情景假设作为执政的战略基石。此时，我们更应该记住那个“狼来了”的故事。在我看来，这个古老故事的另外一层更为深刻的寓意是，不能因为一次误报，而忽略了真正的灭顶之灾。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袁剑，1964年生于湘西，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毕业，著有《中国证券市场批判》、《奇迹的黄昏》等，现为独立评论人。）